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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丨关于垄断资本的一些理论含义 ——《垄断资本》未出版的一章
时间:2022-04-21 08:56:24    来源:《经济纵横》2022年第3期    作者: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    浏览量:256

关于垄断资本的一些理论含义

——《垄断资本》未出版的一章



摘要:19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巨型公司的崛起、托拉斯化和垄断化浪潮的袭来,以及阶级斗争在剩余价值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资本主义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日趋尖锐,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所根深蒂固的不合理性进行辩护的欲望日渐导致了一种新的拜物教和理性化,经济学日益沦为替一个越来越倒退的经济社会秩序辩护的学科。在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销售努力从生产过程的辅助性角色演变为生产过程必不可少甚至起决定性作用的部分,生产与销售的融合成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之一。同时,劳动力价值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垄断利润不再仅仅取决于剩余价值总量在垄断资本之间的分配,还可通过降低工人实际工资的形式获得。国内生产净值在剩余价值与工资之间的分割不仅取决于生产过程,而且取决于流通过程。这意味着理解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不仅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需要在此基础上用经济剩余概念来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关键词:垄断资本主义;巨型公司;经济学革命;生产与销售的融合;销售努力;经济剩余

作者:保罗·巴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张雪琴/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出处:《经济纵横》2022年第3期


现在暂停一下以对我们之前得出的观点做一些理论总结,即使是在一定程度上以不可避免地重复为代价可能也是恰当的。事实上,如果我们之前的解释成功地概括了支配垄断资本主义运动的基本规律,那就需要重新全面考察一些最根本的经济理论概念。不过目前无法推进这一重要任务,下述简明扼要的讨论将主要表明整体的工作方向,我们相信这种努力是必要的,而且有助于理解《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一书想要传递的思想。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切理论并不尽如人意,这已被一些敏锐的观察家所意识到。梅森(Mason)教授坦言“公司制度的运转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被解释清楚”[①],这几乎是所有熟悉现代经济学文献的人都不会反驳的。实际上,现代经济学最显著的特征是没能抓住构成其核心问题的最重要方面——至少目前在美国是这样的。正如少数几位对公司制度提出重要研究课题的学者所注意到的,“长久以来已被承认的寡头垄断的存在导致了关于公司间竞争理论的产生,这些理论被认为是在分析上更便于处理价格理论所假定的市场结构的一个重要的——尽管是‘举止粗鲁且不和谐的’(ill-mannered and discordant)——附属性分析工具。除了凯森(Kaysen)外,在投资决策领域关于市场结构的理论认识已被经济学界完全忽视。”[②]

如此异乎寻常地不愿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现实的原因显而易见——就在理论研究的中心,前面所引的梅耶(Meyer)和库(Kuh)的评价中也提及了这一点。毫无疑问,完全竞争市场经济模型是“更易于处理”的,较之于以寡头公司为对象的理论工具,各种传统的经济分析工具可以更容易地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多种属性进行考察。这并非经济学值得称道的作为,而可以理解为大部分实践者不愿处理“很难对付”的问题,反倒是更愿在理论阻力最小的方向前进。[③]

然而,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梅耶和库提出的另外一点:坚持寡头垄断对于理解公司制度运作的重要性被认为是“举止粗鲁且不和谐的”。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马克思于1873年写下了他自1830年以来就持有的观点。1830年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夺取政权,阶级斗争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都采取了越来越直接且恐吓的形式,科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已不复存在。“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斗争,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④]

这一评论可能过于草率且打击面过大。鉴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能为理解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一些重要洞见,马克思的这一评论当然并不成立。自1830年及《资本论》第二版出版以后,确实出现了大量有价值的经济学理论,尽管其对资本而言并不必然有用。

但当涉及资产阶级经济学对资本主义整体秩序的理解和对资本主义基本运动规律的理解,以及评价资本主义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的作用时,马克思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梅森指出,“正如现在每个人都能看到的,古典经济学不仅提供了一种用于解释经济行为的有用的分析体系或者说分析模型,它也是为‘自由企业制度所推动和限定的经济行为主要是为了公众利益’这一命题的一种辩护——一种小心翼翼的合乎逻辑的辩护,……直到19世纪末,这一辩护性因素都一直在政治经济学文献中起着重要作用。”[⑤]这是至关重要的。尽管无论是否有意识地为一个进步的经济社会秩序辩护,都可能会同科学探讨和追求真理完全兼容,或许后者实际上是其主要的动力。但是,无论是否有意识地为一个倒退的制度辩护,都会成为不偏不倚地进行真理探索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显然,对于是否早在1830年资本主义就已发生功能性突变,即主要从进步的引擎转变为其枷锁,人们表示了强烈质疑。经济和社会秩序转型的精确时间很难确定。除非生产力已实质性地停滞或倒退,否则不能认为某种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在我们看来,认为既有生产关系在实现这一“严苛”条件方面的作用发生了根本改变,这似乎意味着对问题的严重误解。

重要的不是在既有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下能否实现生产力增长,而是在该制度下生产力增长潜力的实现程度。生产力的增长潜力取决于科学知识的发展、新的技术机会成为可能、人类能力和技能的扩展与提升等多种因素。核心问题在于当前主要的生产关系是推动还是阻碍、激励还是抑制这些潜力变为现实。因此,经济增长停滞并不必然意味着生产力发展与既有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矛盾;其本身事实上反倒表明,任何增长明显与这一可见的、有形的且可实现的增长潜力并不相称。现实与潜力之间差距的出现和扩大表明,既有财产关系及在此基础上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已成为实现增长潜力的最大障碍。

需要进一步明确和谨记的事实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只有在资本主义彻底灭亡以后,“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⑥]一种经济秩序为发展生产力所付出的代价,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它从经济和社会进步的促进者转变为阻碍者的程度。因此,资本主义早期历史对西欧(和北美)意味着生产资源的巨大开发与残酷剥削国内工人和农民、掠夺和毁坏欠发达的独立国家及奴役和毁灭成百上千万的非洲、亚洲和美洲原住民密切相关,并且其在很大程度上正建基于此。同样的,在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劳动生产率的成倍增长是以落后国家和地区的疾病与饥饿肆虐为底色,而且它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和残酷性的战争的副产品,也是不断生产数量空前且各式各样的毁灭性手段的副产品。也许,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每盎司甜美酒浆所需要的人头做成的酒杯数量,要远远大于在资本主义最贪婪的时代所需要的数量。

然而,为了确定在任何历史时期普遍存在的生产关系事实上已失去其生产性特征,并已成为更充分地实现现有经济增长潜力的障碍,仅仅将这种潜力局限于生产力领域是不够的。因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与普遍存在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实际存在的,而在生产关系领域也肯定存在可见的、有形的且可实现的增长潜力。只要既存经济社会秩序与理想的经济社会秩序相冲突,无论如何传神达意地阐明既存经济社会秩序的缺陷,也不能表明它本身存在于这种密切相关的历史性矛盾中。[⑦]但生产关系所具潜力的具体化(即与生产力发展相对应的潜力的实现)与在生产力领域提出的新观点密切相关。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⑧]

由此可得出如下论断:资本主义正在丧失其进步性功能,并且更全面地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与维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要求之间存在的尖锐矛盾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出现。正是在那时,科学和技术进步导致更大规模公司的出现,并且这些公司也相应地推动了技术进步,从而预先开启了即将展开的新阶段的图景,也开辟了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消灭稀缺性的更为广阔的前景;正是这时,能够消灭稀缺性的社会组织才从模糊的、乌托邦的幻梦变为具体的、历史的“方案”。这是马克思所提出并大致勾勒的蓝图,也是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运动所指明的方向,更是尽管昙花一现却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巴黎公社所证明的图景。

这也标志着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托拉斯化和垄断化浪潮的袭来,从而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不仅摒弃了他们在早年革命时期所具有的进步的、反传统的立场,而且同有权势的昔日封建主义(及基都教会)对手结盟。由资本家、虔诚且守法的社会阶层所构成的“神圣同盟”出于共同的被消灭的恐惧和对社会主义的憎恨而出现了。

统治阶级基本立场的这种转变不仅极大地影响了资产阶级所控制的政府的政策,也影响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对政治思想的态度还是对宗教的态度,无论是对哲学的态度还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态度。随着对资本主义社会演化过程和发展可能性相关理论探究的放弃,代之以有利于研究资本主义各部分的工作方法——尤其是市场、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和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并且研究个人行为(和动机)的努力日益取代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努力,政治经济学的特征已完全改变。经济学被边际效用理论所支配,并被静态分析这一经济学理论赖以建立的假定所主导,现在所谓的“经济学”已经彻底沦为替一个越来越倒退的经济社会秩序辩护的学科。这在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的著作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克拉克写道,“在自然规律发挥作用的地方,与任何生产性功能相关的收入的份额都是由实际产出衡量的。换言之,自由竞争的结果是劳动者获得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资本家获得资本所创造的价值,企业家获得协调生产所创造的价值……每位当事人都在生产中贡献了相应的份额,并且也都获得了相应的报酬——这就是关于分配的自然规律。”[⑨]

克拉克及其众多追随者显然没有认识到,即使将产出份额归因于不同的“生产性功能”在数学上是可行的(这也只有在最不切实际的假定下才有可能),这种方法也与导致收入分配特别是与资本家占有的“公正”或“自然”无关。毕竟,工人可以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

边际效用理论的知识脆弱性及其完全无法解释资本主义在垄断阶段的新发展,导致经济学陷入了一场巨大危机。它的回应既不简洁也不明确。

经济学中相当重要而庞大的部分——它们在社会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根植于小规模竞争性企业——开始遭遇一种“文化滞后”(cultural lag),而且无法摆脱过去的“知识遗产”。他们继续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研究传统,并且囿于这一有影响力的流派所固有的限制和矛盾。尽管或多或少明确表达了政治经济学家一贯对土地利益和垄断的反对,并且尽管或多或少尖锐地提出了以福利为导向的对新兴“公司制度”的批评,但是他们未能理解垄断是竞争过程不可避免的结果,并因此受到对私营企业的基本承诺的阻碍。目前这一经济学流派——包括马歇尔代表的最温和的形式和霍布森代表的最“非正统”的形式——发现自己更接近工会运动中的保守派,玩弄费边社所提出的一些概念,却从未对资本主义进行全面而激进的批判。但它至少锻造了在快速扩张的社会运动中用于各种社会改革的知识武器,这些社会改革包括社会保障法、缩短工作日及反垄断法等。

另一种受到新近出现的数学学派影响的经济学流派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他们没有明确承认垄断的支配性地位,而是从当前的紧要问题逃离至艰深晦涩的抽象领域;他们事实上是放弃了战场,退回到“价值自由”的客观立场。这种“公正”的代价很大程度上是知识的贫瘠和历史意义的丧失。只有熊彼特这一奥地利学派的独特分支,以其对历史的极为罕见的洞察力看到了这一不祥之兆,并致力于将资产阶级经济学带回到下面这一新任务上:为日益上升且不断扩张的垄断资本提供合法性基础。尽管熊彼特具有非凡的才干,但其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很有限。对于深受马歇尔、庇古、瓦尔拉斯和庞巴维克等影响的这一代经济学家来说,垄断问题的确难以理解。此外,社会背景、传统和思维习惯也阻碍他们去理解熊彼特对于大公司的辩护。

这一态度也是所谓老一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具有的特点,而凯恩斯学派的出现及巨大成功强化了这一点。凯恩斯学派主要考察了与影响收入和就业的短期变量相关的问题,并试图规避整个垄断问题。虽然凯恩斯主义理论自身的发展和现实世界的发展都表明规避垄断问题的做法是徒劳的,其仍因所谓“便利性”而得到众多经济学家的追捧。这些经济学家不愿显得“举止粗鲁且不和谐”,且不愿冒险与主流利益发生冲突,而更愿逃离所谓的“争议性”话题。因此,凯恩斯学派的学者要么通过假定(或假装)巨型公司与个体企业主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法律形式,从而对现实中公司制度的存在所带来的问题不予理会;要么是将这些问题归于“产业组织”,似乎其构成了经济学的一个独特分支,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地选择关注或忽视它。总之,他们对于解释公司制度的运行毫无贡献。

相比之下,严格意义上的数学学派的演化更为复杂。由于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结构性变化缺乏兴趣,以及对消费者行为和公司行为的关注,使其能为大公司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公司的行为不同于企业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行为;公司的竞争性活动无论从性质上还是从范围上都不同以往,它们要求进行诸如市场研究或涉及复杂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成本研究。在当前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当今巨型公司的必要性意味着需要以更长期的视野看待其运行:巨额资本必然要求从长期的视角进行计划和融资;必须建立覆盖数代人的保险和退休金;开展的研究项目需要数年才能获得回报。短期决策主要考虑其是否对长期有利。”[⑩]并且,一位杰出的数理经济学家敏锐地观察到,“同竞争者相比,垄断者通常有更为严格的信息要求,因为他们需要知道整个需求曲线,而不仅仅是某个单一价格。在非均衡条件下,需求曲线会由于垄断者的私人市场以外的力量而移动,并且除了销售价格和数量信息外,公司更重视从多种渠道获取信息。”[11]因此,大量资源被公司和公司资助的基金会用于市场分析、成本研究及今天被称为运筹学的各种分支,[12]其最终目标在于推进垄断公司利润最大化策略的理性化。尽管它服务于这一有限且扭曲的目标,并且到目前为止,它对西方经济思想的负面影响是通过阻止经济学家对垄断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性分析而实现的,然而,它确实对理解大公司的运行机理提供了一些见解,从而有助于我们理解公司系统的某些方面。[13]

然而,在以阿道夫·伯利(Adolf A. Berle)和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为最著名倡导者的第三类经济学家这里,这就很难说了。沿着最早由克拉克(J.M. Clark)的“可竞争性”(workable competition)概念引发的争论,他们主张通过务实、渐进的方法解决垄断和大公司问题。他们的著作主要基于资本主义制度“有效”这一假定,并将自己或多或少地限定于改进这一制度上。[14]至于其他,不论诸如“对抗性权力”“人民的资本主义”等概念,还是对民主国家限制公司权力的推测,都与整个经济中主导性大公司“运动规律”的复杂因素的理论分析相去甚远。因而遗憾的是,他们的作用只是创造了一种模糊而非清晰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概念性工具。

所有这些流派的共同之处在于,不能以一种历史的眼光看待经济和社会发展,并以此去理解决定公司制度运动规律的复杂趋势及其对抗性趋势。而这种能力的缺失源于将现存的一切视为理所当然,并且不能直面已经登上人类历史舞台的一个更为理性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现实。

现代资产阶级思想的浅薄影响了其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马克思在一百年前就已认识到的经济学概念装置(conceptual apparatus)及其统计范畴的拜物教,在当下也已变得更加广泛、深入和牢固。可以肯定的是,经济学理论中很多分支所取得的进展,已经导致一些误解的消除,而这些误解在不久前仍常见于经济学教学之中,比如黄金的作用、公共债务的性质及其重要性、市场的绝对正确——这是一些最突出的例子。然而,为垄断资本主义所根深蒂固的不合理性进行辩护的欲望,已经导致了一种新的拜物教和理性化,其甚至超过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经济思想。

要理解其所涉及的神秘性,最好的方式是关注资本主义经济最重要的现象——商品。从表面上看,商品再简单不过。它们就是市场上与货币交换的任何物品和服务,即人们准备购买或为购买某种物品和服务而所愿意放弃购买的东西。由于建立在分工和为市场生产产品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以商品生产为特征,而商品从定义上讲是人们需要(want)的东西(要不然人们为何要牺牲别的东西以取得它们呢?),所以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制度是满足人类需要的一种手段。此外,由于商品通常在自由市场上出售,单个买者能以某种方式分配其支出,以获取其想要的物品和服务。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不仅被视为一种满足人类需要的制度安排,而且会帮助他们实现最优满足。这一有益结果是由单个企业运转带来的。这些企业的发展乃至幸存全都依赖于它们能否提供人们需要且能购买的商品。因此,资本主义企业似乎发挥着人们所偏好的各类物品的生产配置功能。同时,企业之间的竞争能够确保商品以最低价格出售。由于竞争者的存在,任何试图以其他价格出售商品的企业都会被市场淘汰。因此,社会不仅能提供与消费者品味相一致的产品构成,而且能提供与现有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产出数量。不仅如此,竞争迫使成本最小化和生产率提高,企业根据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各自对产出的贡献支付报酬,并以更具生产性的方式和组合配置它们。其结果就是最大可能和最优结构的产出分配,从而同时实现了公平和效率。

显然,今天没有任何一个有名望的经济学家会毫无保留、毫无限制地接受这一资本主义制度的简化概念。这些“保留”和“限制”指的是所谓的外生因素,例如普遍流行的财富分配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收入分配)。这些因素并不必然导致人类需要的最大化,或者同已被委婉地称为市场失灵(market imperfections)的东西有关,而这些失灵被公认为会阻碍完全竞争的实现。然而,尽管听起来不太可能,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甚至其最复杂的变体,都可归之于商品生产过程的性质这一最根本性观点。其必然推断显然是,无论存在多大的进步空间,被视为唯一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资本主义制度都无需进行任何的根本性变革。

因此,正如在对这一主题的更精细的处理中发现的那样,对这一理论的批评从未超越其所涉及的一些具体命题,并且始终一贯地接受该理论的基本术语。然而,本书提出的论点在于,清楚认识到这些术语符号本身的性质及其含义才是最重要的。由于正是对个体需要的满足形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理性化和合法化的基石,因而个体概念假定不仅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而且对于整个资本主义政治和社会思想,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在任何社会制度下,个体需要的满足程度都可作为社会制度的评判标准,所以个体及其需要本身的性质必须独立于社会制度而被确定。进行经济、政治或其他各类决策的人必须是自主的,其动机、意志和偏好范围只能源于自身,或者至少来自于社会以外的来源。因为如果个体的需要、选择或偏好是社会制度的产物,那么社会制度的合法性就无法建立在满足个体自身所创造的那类需要的基础之上。

16世纪以前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哲学家和神学家认为,决定人类行为的源泉是上帝的意志。一旦接受这一观点,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然而,这一解决办法并无可取之处,因为这是以不直面问题的方式取消了整个问题。如果是上帝意志支配着个体,那么同样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假定,整个社会也如上帝的设计般组织有序,并且满足个体需要的社会制度的理性化也可以完全取消。“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和博丁(Bodin)的政治理论用人与人的关系取代了人与上帝的关系,奠定了社会调查的基础。”[15]如果回到神学,这一革命性发展将会被舍弃。尽管天主教思想家提出了强有力的反驳意见,[16]并以肤浅的形式构成所谓粗鄙的保守主义(crude conservatism)发言人的惯用伎俩,但他们在大多数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知识背景的经济学家那里并没有得到重视。

因此,由于对这一悖论的神学解决办法在科学革命时代和不断进步的启蒙运动时代不堪一击,资产阶级思想试图通过摆脱所有的宗教内涵,将其置于更具理性且更科学的基础之上,以拯救独立于社会的自主个体这一至关重要的概念。它以生物学和心理学的事实即人性来表达。在由一系列生理特征和心理本能所构成的人类中,人性被假定为是永恒的,并且因此能够作为评价所有经济和社会组织的恒定且普遍认可的标准。这种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奠定基础的时代逐渐形成的观点,休谟(Hume)进行了最好的概括:“任何时空下的人类都是一样的,历史表明在这方面并没有新鲜事可言。其首要作用仅在于发现人性原则的恒定及普遍。”[17]这应和了伏尔泰(Voltaire)的一句话:“人类通常始终都是其他自己的样子。这并不意味着他总是拥有美好的城市等,但他始终有着同样的本能……”

可以肯定的是,关于这一主题的思想史展现了有关人性的具体性质及其构成的各种各样的观点。并且对于那些视本性为“善”的人而言,该命题的不变性可用作社会批评和理想社会组织构建方案的基础,而在这些方案中,“真正的”人性是允许做自己。[18]相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选择了另一条道路。继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第一代主要倡导者之后,他们认为人性“通常”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人与生俱来的一般性特征。

此后,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边沁“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人”。[19]霍布斯(Hobbes)和洛克(Locke)也将人性等同于他们所处时代的人,尤其是英国人。[20]如果说霍布斯为了“得到国家的本质……已经将法律弃置一旁,但是并没有摒弃社会所要求的行为和人的欲望”,洛克则“将17世纪社会和人的属性一般化为市民社会以前的社会和人的属性”。并且,如果说霍布斯将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的人等同于自然社会和自然人,洛克则走得更远,他将“其归之于商业社会的自然属性,并且认为所有大的地产(成千上万英亩)都是私人出于有利可图的销售目的而进行商品生产的场所”。[21]

然而,不断积累的人类学和心理学证据并不支持这种简单的观点。尽管人类思想的变化是缓慢和不平衡的,但毫无疑问的是,人类性格、品味、习惯等最具重大意义的转变是在历史进程中发生的。因此,人性不变且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性相一致的假设,相比人受到上帝意志支配的观点更站不住脚。

结果是,当前的经济学在这方面的观点更为复杂。它避开无根据的本体论断言,现在试图通过构建一个更为有用的假设以保护传统学说。它毫不考虑人类在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坚持可容许性(permissibility),或者事实上是对这些历史特征进行必要的抽象,并集中于所有的人都具有的且因此必然期望持续拥有的特点上。[22]这些共同特征构成人性所必不可少的要素,或者说是至少与经济思想相关的主要因素。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不考虑经济社会形式,存在一些所有人都具有的某些经济行为方面的共同性。但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规律和共同特点的差异性。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23][1]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试图通过用理性人(rational individual)代替神话自主人(mythical autonomous individual)来摆脱上述困境。资本主义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个人则追求效用最大化。这一假设的意义非常重要:尽管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既不是自主的,也不是自由的,但其被视为(至少在理想状态下)有能力且实际上会趋向于实施理性行为。在我们的“启蒙”阶段,这具有重大的意识形态优势。由于理性概念不仅被认为是完全明确的,而且被看作独立于时空的完美的绝对标准,[24]从而使理性人概念具有强烈的价值导向。因此,显而易见且重要的结论就是,与这一理性行为准则不相符的人是缺乏适应能力的,犹如社会病理学中的异类。

然而,这并没有解决问题,而只是把问题隐藏起来。因为所谓理性绝非“中立”或“绝对”的,而是资本家的理性,是资本主义市场的理性。“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25]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取代“自主人”的理性人,遵循着“幸福的计算法则”,不知疲倦地从事最大化其幸福和最小化其痛苦的工作。他们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培养的“资本家”,浸透资本主义传统,并根据其要求进行“调整”。[26]因此,资本主义的循环论证并未被打破:资本主义制度并不能通过满足特定理性人的偏好而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理性人的偏好和“价值观”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产物。

尽管资本主义经济学的这一基本矛盾从一开始就有,但只有在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它才呈现意识形态危机的特征。这种危机实际上是垄断资本主义本身的危机。尽管作为所有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基础的理性人概念,始终意味着个人所拥有的是资产阶级理性,但必须认识到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早期阶段,理性构成了一种本质上的进步态度。“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27]相对于封建社会,资本家代表着重大进步。由自利和最大化效用(或利润)驱动的理性计算的人的概念,不仅描绘了一个在经济和政治舞台上充满活力的个体形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描绘了一个积极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作为经济增长强大引擎的个体形象。因此,这种同质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不仅是个有用的现实“模型”,其也实现了迫切的激励功能:引导人们从事有助于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和发展的工作,而资本主义制度反过来又被期望去满足在其支配下生存的人们的欲望。

可以肯定的是,资本主义试图满足的个人欲望正是资本家的个人欲望。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可以合理地认为这些欲望(wants)在很大程度上与真实的人类需求(needs)相一致,并且尽管资本主义满足这些需求的方式整体上是不称职且残暴的,但同之前的社会制度无法满足很大一部分需求相比,已经是巨大的进步。因此,尽管一直存在着理论矛盾,即为资本主义辩护并使其合法化的基础的“自主”或理性人同样是资本主义本身的产物,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进步阶段,这一矛盾的实际重要性相对较小。这时的资本主义理性实际是历史上最先进的形式:市场中运动个体的偏好、欲望和“价值观”同整体上对个人和社会的要求相协调。

在此条件下,将人类的欲望(human wants)和人类的需要(human needs)之间的复杂关系置于次要地位是合理的。对食物、衣服、住房、卫生、交通、读写等的大部分人类欲望的基本特征,证明了欲望与需要之间存在深刻联系这一假设的正确性。资本主义秩序尤其资本主义企业并非不能在资本主义竞争下塑造和引导人们的欲望与偏好。但竞争性资本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人类欲望及用于满足欲望的商品属性的决定方式。在竞争资本主义制度下,在巨型公司和庞大的销售努力兴起之前,欲望的演变和用于满足欲望的商品的发展是一个基本的、半自然(quasi-natural)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由所有资本主义企业的竞争性活动和无意识的努力所推动。正如市场上的主导价格构成单个企业的基准信息一样,生产并用于出售的商品的物质属性也构成单个企业的基准信息。在垄断资本主义生产下情况则完全不同。销售努力的目标不再是提升用于满足人类普遍需要的商品的销量,而是创造能为其产品带来需求(demand)的欲望(wants)。换言之,销售努力从生产过程的辅助角色演变为生产过程必不可少甚至起决定性作用的部分。垄断厂商因此不仅控制了产品的产出和价格,更是调整产品的物质属性以适应销售努力的要求。不是因为生产而去销售,而是为了销售而去生产。在此情况下,人类欲望的塑造和用于满足人类欲望的产品设计不再是市场物化力量的产物,而成为一小撮垄断公司有意识地操纵的结果。

正如我们在第五章“销售努力”中看到的,这种努力的结果是销售与生产的融合。这种融合使二者之间的区分日益困难,并使商品的概念本身也带有了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特征。不再像之前假定的那样,认为在市场上购买和销售的商品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真实需要。在任何给定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只是目睹了某些巨型公司成功地创造了一种敷衍的欲望。这一点的重要性丝毫没有夸大。只要商品用于满足需要的质量是明确的,就人类福利而言,最重要的不外乎是产出的数量及其分配。对于产出的物质构成的明确适用性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

在当前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就算这些命题还有些意义,但是很明显,其可靠性也已大幅下降。如果说在竞争资本主义时代,“流行着一种法律拟制,认为每个人作为商品的买者都具有百科全书般的商品知识。”[28]那么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这显然已经不再成立。不仅假定消费者“具有百科全书般的商品知识”不再可能,甚至有理由认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消费者注定遭受精心策划的无知的系统传播,并且注定受制于有计划的四处弥漫的混乱。随着个人欲望的“高度弹性化——可以随着制度管理者的想法而扩张或收缩”,将其“显示性偏好”作为人类需要的指南变得毫无意义。[29]在竞争性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生产产品的目的都在于实现利润。在这两个历史阶段,利润的实现都建立在产出要满足人类某些欲望的基础之上。然而,只有在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欲望和需要之间的关系才是严重割裂的。欲望的满足与人类福利的要求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弱。随着整个人类的努力越来越多地指向浪费和破坏,资产阶级理性已经转向其反面,成为退步的组织原则。

我们所考察的这一新变化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具有毁灭性影响。它有效地削弱了资本主义的整个意识形态功能,即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并使之合理化。这显然已被梅森教授认识到了。“随着产品差异化和销售努力的日益重要,以及大公司与大众传播媒介之间联系的日益紧密,对消费者主权这一日益被滥用的概念的支持变得越来越困难。尽管君主正在前行的路上,其继承者却尚待寻找。对19世纪资产阶级辩护的攻击是成功的,但是令人满意的当代辩护仍有待创造。”[30]

人们较少认识到的是,传统经济学理论几乎所有的特定范畴都遭到了破坏。随着很大一部分产出不再用于满足人类需要,而是迎合于不断制造出的公司所控制的顾客的被操纵的欲望和军国主义政府的要求,应该赋予总产出的差异化特征以何种意义变得愈发困难。经济学颇具讽刺但又最为显著的特征在于,衡量国民产出和收入变化的技术水平的显著提升,却伴随着经济学概念本身的显著失效。[31]相应地,在人类的总劳动中,有相当部分生产的产品所对应的欲望是由追求利润的公司刻意制造出来的,因此,劳动本身的合理性和生产率不应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32]同样,明显却绝非偶然的是,在当前的情况下,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而这种区分被主流经济思想以“不科学”的名义排除在外。除了在社会各阶级之间如何进行产出分配这一中心问题外,现在还出现如何在理性使用与浪费、生产性就业和浪费性就业之间进行分配的问题。然而,后一种区分是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中的“禁忌”,而大量精力和创造力又都用于前一种区分的非启发性研究上。

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经济学理论的几个关键概念,情形并不见得更好。当一种商品的价格与其在竞争条件下的实际成本无关,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卖方所享受的垄断权力大小的衡量指标,该价格将无法作为衡量相对稀缺性和资源分配合理性的有效标准。正如卡莱茨基指出的,“实际上很矛盾的是,资本主义辩护人通常认为价格机制是资本主义体系最大的优势,但价格灵活性却被证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33][2]而我们还想加上一句:价格机制在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完全失灵了。

或者考虑利润的含义和功能。即使事实并非如此,只要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率能被视为生产效率和消费者需求满足能力的近似指标,利润率均等化可被视为将资源从生产效率较低的部门转移至生产效率较高部门的机制,利润就可被视为一种不完美却必不可少的资本主义经济调节机制。但当利润由垄断市场决定并取决于销售成本、垄断资本家的公关政策、垄断保护无效率的程度,以及获得军事产品类合同或其他政府优惠的能力时,当利润率平均化(以及资本从一个部门转移至另一个部门)被不断变动且日益提高的进入壁垒所阻碍时,上述机制将不再奏效。

在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也无法明确使用投资这一概念。作为物质资本积累(厂房、设备及原材料存货和最终产品等)的同义词,投资在经济学文献中具有社会生产潜力增加的含义,马歇尔称其为“机械臂”(mechanical arm)的增强。这一词语在社会主义国家和欠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具有类似的含义。但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当很大比例的总投资用于广告和建立商标,修建作为巨型公司行政办公室的奢华宫殿,发展主要职能是不断发现营销和产品差异化新方法的所谓研发部门时,投资究竟意味着什么?而且在新的工厂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投资所具有的进步性又是什么?

可以肯定,只要考虑国民收入的短期波动,投资流向什么地方及其物质对象是什么并没有多少区别。从这个角度来看,挖坑再填平同建造工厂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34]事实上,前者更可取,因为它并不像后者那样扩张现有的过剩产能,从而为未来投资设置障碍。然而,对于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和文化发展而言,用于投资的经济剩余是致力于提高劳动生产力,还是在公司利润最大化的祭坛上被牺牲掉,这显然存在重大区别。

同样严重的问题是,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进行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传统观念,在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否还有意义。如果垄断公司能将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税收负担转嫁给消费者,换句话说,税收并不影响巨型公司的利润,但会影响工资薪金和竞争性部门的利润,税率理论和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税收方式进行的社会改革还有什么用呢?

资产阶级经济学无法解决如上述垄断资本主义所提出问题的例子还有很多。然而,我们相信,这些已经足以支持我们的论点:对垄断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理解不仅要将垄断置于分析的中心,而且需要建立在毫不妥协地放弃拜物教观念的基础之上,这种拜物教在无法穿透的迷雾中掩盖了已在社会中发生的重大变化。



大多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没能提供一套理解垄断资本主义的方法,而且实际上令相关问题的性质变得更为模糊,但当我们转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时,却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3]尽管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和阐释,并且所包含的很多元素在当前的情况下已经失去其相关性,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构成了分析公司制度整体运动规律的唯一基础。本书能否为理解当今大公司所主导的社会的基本运动规律提供一些洞见,这就像在许多其他案例中一样,结果好坏只有尝试过才知道。然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我们试图分析的垄断资本主义密切相关的概念。这一概念就是“经济剩余”。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要引入一个不成熟的概念,而不是使用诸如“利润”和“剩余价值”这类传统概念呢?因为这个术语问题反映了一个极其重大的本质问题。

就目前的分析目的而言,利润范畴存在的不足自不待说。因为尽管利润作为一个重要经济变量需要深入系统地研究(尤其是与国民收入和就业的短期波动结合起来),但利润只构成一个“更大总体”的一部分,我们认为,需要对用于理解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一“更大总体”进行考察。亚当·斯密对此是很清楚的,而在这方面,经济理论的发展正如在其他很多方面一样已严重退步。事实上,将利润视为对企业主的报酬,将地租视为土地的收益,将利息视为等待、节制或风险承担的补偿,认为商业收益是从分配或贸易过程中产生的,或者胡乱地将所有这些收入流视为理所当然,并且不对其来源进行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学依然在模糊这些收益来源的性质。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这一最根本性的概念中指明了上述各类收入的来源。事实上,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剩余价值提供了“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不过前提是“知道怎么样使用它”。[35]但是,认为这把钥匙能在竞争资本主义阶段打开理解资本主义的大门,也能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打开理解垄断资本主义运动规律这扇更为复杂的大门,则纯属奇迹。为了实现后一目标,它需要一些改进。

简言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假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物品(或服务)基于两个特征而成为商品:第一,因为它有使用价值,即能满足人类的欲望;第二,因为它有交换价值,即能为其所有者以另一种商品的形式提供回报。使用价值源自物品和服务的物质属性,交换价值则需物品和服务的生产建立在分工基础之上,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转变为商品。因此,拥有使用价值是一个物品具有交换价值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它可以有前者而没有后者,但不能有后者而没有前者。

物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是指满足人类欲望(desires)的能力,因而是不可以量化、无法通约的。此外,它表达了人与物品的关系,而这归属于心理学研究,与政治经济学没有直接联系,因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社会关系首先采取的是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形式。并且资本主义制度下,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在交换价值中得以体现。

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生产它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社会必要”这一限定条件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首先,耗费在单位产出上的劳动必须与该行业处于主导地位的平均生产率的技术水平相一致(并在竞争中强制执行)。劳动耗费超过平均水平的部分在市场上是得不到承认的,因此,厂商会努力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低于平均水平的劳动耗费则会产生超过平均生产率的收益,而随着其他厂商对领先厂商的效仿,这种收益差异很快就会消失。其次,商品生产中的总劳动投入必须与市场对生产该商品所需要耗费的总劳动相一致。如果超过了市场对总劳动的需求,即使劳动耗费满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会导致商品贬值。在这种情况下,过量的劳动投入在市场上也得不到承认,厂商因此需要限制生产。相反,如果商品的产量不足以满足现有需求,就会导致商品升值,厂商会获得更多收益,从而又会导致产出的扩张。[36]

适用于一般商品的规则经过某些修正后也适用于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的一种重要商品:劳动力。它的价值也是由生产它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的,尽管同其他商品相比会更为复杂。这一点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商品的价值越低(一般而言就是工资品),劳动力本身的价值也就越低,反之亦然。但多少的商品量是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社会必要量呢?[37]这一数量是由自然和历史因素决定的,各个国家且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都是不同的。[38]应该给工人及其家庭提供生理所需最低限度的量,这实际上意味着一般规律下的一种特殊情况,而这恰恰符合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特点。然而,这种情况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它关注于理论的内核,即劳动力价值是由历史性变动的工资品的价值决定的。在特定时期工资品的具体数量是确定的,并且这一价值在任何给定地点和给定时间内都是一个无法再减少的最低限度的量。[39]正如我们后面会看到的,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这一方面与其整个论点密切相关。

同在市场上支付货币以交换商品类似,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商品以享有其使用价值。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理论的核心。消费者手中的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具有一个独立无二的特质:它构成了生产交换价值的能力,并且更重要的是,能够生产比它本身更大的交换价值。换言之,例如在一天或一周的时间内,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商品所需的交换价值量要小于劳动力所生产的交换价值量。正是工人给资本家生产和工人为自己的工资品生产的时间差额构成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可见,剩余价值的出现不能看作是不公平、不平等交换的结果,或源自不均衡的摩擦。相反,剩余价值源自等价交换这一均衡条件,它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劳动力商品对于资本家来讲有其使用价值,即能够产生相比自身更多的交换价值。它像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一样“公平”或“不公平”。[40]

一些学者认为对剩余价值概念非常不利的一个问题由此出现:为什么工人应该满足于按照其交换价值出卖劳动力,而不是坚持按照资本家雇佣劳动力所创造的全部交换价值出卖劳动力?有人认为,在竞争条件下,工人的后一种需求将不得不被满足,因为雇主将会为劳动力而竞价,结果就是所生产的所有剩余价值都将归工人所有。这种观点是荒谬的,因为它是从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中抽象而来的。事实上,这种竞价的实现意味着劳动力需求必须超过供给,即职位空缺率必须始终(且整体上)远远大于求职者的数量。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需求只有在能够占有劳动力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时才会产生。当劳动力的购买者无法获得作为其购买产物的剩余价值时,这笔交易对他来说就毫无意义。但是,为了使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能够创造劳动力本身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必须在某种最低效率水平上将其组织起来。任意给定劳动力价值量,这一效率水平越高,劳动时间中用于创造剩余价值的时间就越多。因此,只有那些能够不断提高生产力的生产资料所有者才有在市场上购买劳动力的需求。

因此,劳动力需求不是仅仅取决于买者能在市场上获得给自己带来剩余价值的劳动力商品。这一需求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所有其他需求一样,一定是有效需求,即它必须以足够的购买力为基础。然而,就劳动力而言,需求有效不仅意味着有购买劳动力交换价值的能力(这对于购买一个佣人的劳动力是足够的),还需要具备处置一定量生产资料的能力,并且这些生产资料能够确保所购买和使用的劳动力能为其买者生产劳动力自身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换句话说,劳动力需求受到潜在买者的资本可获得性的限制。[41]结果是,劳动力总需求受到现行技术水平和资产阶级在给定时间内能够支配的生产资料总量的限制。

然而,这一论点仍然存在一个重大缺陷。我们已经知道,只有那些拥有必要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才能在市场上购买劳动力,使其再生产自身价值的同时,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但要多少的剩余价值才能使这一交易对资本家而言是有吸引力的呢?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答案。显然距离上限始终存在提升的空间,且实现的剩余价值越多,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的欲望就越强烈。当下降到剩余价值的下限时,如果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求仍未下降甚至消失,则意味着这个下限水平也是非常灵活的。[4]可以肯定的是,很多因素决定了这一下限水平。投资厂房和设备、购买原材料及与劳动者签订合同等都存在风险。因此,资本家期望实现的剩余价值肯定要大到足以使其承受相关风险和不确定性。同时,为了能在市场上购买劳动力并获得剩余价值,资本家需要占有一定的资本,所以对资本的使用需要一个价格——利率,正如对土地的使用需要地租一样。类似的,产品的销售和分配也涉及成本,并由此给商业资本家带来利润。尽管所有这些利息、地租和商业利润只不过是对剩余价值的瓜分(分别归货币资本家、地主和商业资本家所有),但对单个资本家而言,它们在任何给定的时间点都同劳动力价值一样是已知数,在计算市场上需要多少劳动力来创造剩余价值时必须加以考虑。此外,一个所谓的传统因素也要加以考虑:资本家所处时代的一般回报率。一般回报率在资本主义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是不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回报率可能低于几个世纪以前的水平,很多落后资本主义国家仍然较高。

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尽管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除了关注并不需要做更多)剩余价值量与劳动力需求深层关系的重要性。这一关系建立在下述事实的基础之上:正是当前生产和积累的剩余价值构成资本家购买额外劳动力所需的额外资本的来源。因此,剩余价值的数量越大,不仅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的引致需求越大,而且资本家出于这一目的所需要的额外资本量也越大。[42]

因此,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潜在买者对劳动力的竞价或多或少是在一定限制区间进行的。这些限制是由资产阶级的资本可获得性、主流技术和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每个工人所需要的资本量,以及可从劳动力购买中攫取的剩余价值量共同决定的,其中最后一个因素决定了购买劳动力的引致需求的强度和用于满足这一需求的资本积累率。

当涉及劳动力供给时,情况也同样复杂。首先一个简单但具决定性的事实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绝大多数人没有生产资料,无法维持生计,因而被迫彼此竞争,以争取出卖自身的劳动力的机会。这类人口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原因在于人口增长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即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手艺人、农民、商人等被集中的、更有效率的、技术更先进的生产单位所取代。这种取代不仅扩大了在市场上出售劳动力的无产阶级的数量,而且在产业劳动力内部出现了由于机器对劳动力的替代而产生的技术性失业。技术进步激励资本家引进节约劳动力的机器设备,并导致马克思所说的“产业后备军”的不断再现。因此,存在劳动力蓄水池被不断补充的强烈趋势,而这不是出于偶然性原因,而是由于资本积累过程的特殊本质所致。虽然劳动力价值上升通过激励引进节约劳动力的机器和设备强化了这一趋势,但是仍然存在减少劳动力过剩的反作用力。关于禁止或限制童工的立法、每周工作时长缓慢但稳步下降、年老者提前退休、大量女性退出劳动力大军及带薪休假等制度,都导致市场上出售的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尽管如此,历史表明,只有少量、短暂且通常与战争相关的时期,存在劳动力事实上的短缺。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是相对于劳动力需求,存在或多或少严重过剩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是工人之间对工作的竞争,而非资本家之间对劳动力的竞价。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不可能指望获得其劳动力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这一简要概述没有考虑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一些极为重要的方面,尤其是社会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在参与生产的单个资本家之间的分配问题。利润率平均化的竞争过程及由此导致的价值转化为价格影响的这一系列关系,在马克思理解的资本主义制度运行模式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我们将不得不回到这一问题的某些方面,但在目前的讨论阶段,需要暂时搁置这一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考虑的既不是剩余价值总量在单个资本家之间的分配问题,也不是该分配所凭借的价格形成过程。目前我们的兴趣聚焦于剩余价值的数量、剩余价值的生产机制及其利用形式方面。这与本书所提出的论点密切相关,即资本主义从竞争性结构转变为垄断结构,引起了所有这些关系的重大变化,因此,必须运用新的分析概念来作出解释。

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竞争性阶段,社会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总是被限定在一个相对狭小的范围内。它是给定时期国民产出(扣除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资料和原材料之后的净值)与生产该产出所耗费的劳动力价值总量之间的差额。[43]按照价值量计算并假定工资等于劳动力价值,剩余价值总量是国民净产出的价值与工资总量之间的差额。不考虑国际贸易往来,这就是竞争条件下剩余价值的总量,是各种各样非生产性劳动的收入来源,如产业和商业利润、地租、利息及政府雇员、士兵、家庭佣人等的薪水。事实上,除了诈骗和偷盗所得等这类完全随机且可以抵消的“收入”外,社会上并不存在所有权或企业家收入。[44]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制度中享受一定垄断权力的公司而言,其垄断利润仅仅影响剩余价值总量在资本家之间的分配,而不影响总产出在劳动收入和剩余价值之间分配。[45]

然而,要实现这一点,劳动力的价值必须是确定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在任意给定的时间里不能再缩减的量。[5]换言之,无论如何定义,工人在交换其劳动力价值时获得的工资品的数量,必须限定在由生存的最低必要量所决定的范围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并不意味着一个生理上的最低限度,而且完全符合马克思所说的工人“社会必要”的生存标准。但它确实要求工人所获得的工资品的数量应该是“社会必要”的,即劳动力供给短缺在其所要求的工资品数量或质量下是不会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当给定工人数量下劳动生产力提高或降低,或者给定工资下工人劳动时间增加或减少,剩余价值总量才可能上升或下降。

但随着劳动力价格(工资水平)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上升的水平已经超过其“社会必要”的最低限度,情况就更加复杂了。劳动力价值不再是一个确定的不可再缩减的量,而是一个容易发生重大变化的弹性的量。现在,垄断利润不仅可以通过垄断资本家对剩余价值总量进行有利于他们的再分配来获得,还可通过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获得相应的超过资产阶级原本的剩余价值总量的量。[46]

马克思用“利润扣除”(profits by deduction)来表示这种增长,[47]并将其视为一种转瞬即逝且可忽略不计的现象。[6]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工资不能再缩减(即处于或接近生存的最低限度);另一方面,竞争是市场结构的普遍形式。因此,这种“利润扣除”可被合理地忽视或仅仅给予次要地位。然而目前,当工资已明显超过不能再缩减的最低限度,且当大部分产出按照垄断价格出售时,“利润扣除”重要性便凸显出来,已不能再被视为剩余价值总量的一个微小来源。这意味着,若其他条件不变,剩余价值总量已不再取决于雇佣劳动力的价值总量及与之相应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国民产出在剩余价值与工资之间的分割也不仅取决于生产过程,还取决于流通过程。[7]

相应地,在很大程度上垄断公司能将其巨额销售、广告和行政成本,以及相当比例的税收负担或多或少地转嫁给赚取工资的消费者,维持广告代理、销售员和诸如政府文职、军事机构的成本不能再被仅仅视为对剩余价值总量的一个纯粹且简单的抽取过程,它们也或多或少地来自“扣除”过程。[8]

由此可见,我们提出的“经济剩余”与剩余价值总量之间的区别是垄断公司崛起和工资水平历史性上升的产物,即导致工资包含了一个“剩余”因素。然而,一个更进一步的区别来自之前所提到的销售努力与生产努力的融合,这一现象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言都是一个崭新的现象。

马克思并非在其关于资本主义过程分析上忽视分配这类成本。相反,这一问题得到了充分关注,要么被马克思视为正常的生产成本的一部分(运输、贮藏,包装等),要么被视为对工业过程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种扣除(商人、中间商及代理人等的利润)。然而,他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受到两个假定的限制,而这两个假定是其相关理论的基础。其中一个是“利润扣除”,正如前文所述,鉴于工资已不能再缩减,只能被忽略不计;另一个是分配过程及与之相关的销售成本,这曾是建立在生产过程之上的独立的“上层建筑”。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将所生产的商品视为具有明确使用价值的标准产品,包含了实现其交换价值所需要的分配成本。关于这一使用价值的性质无需考虑。对于商品交换价值的实现来说,最重要的是它能满足人类的需要。“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48]根据这一重要的限制性条件,这些需要是与足够的有效需求相关的。事实上,这一限制性条件非常重要,以至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分析主要考察了决定有效需求的收入的数量、波动及其分配。

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以一种静态观点看待人类的需要。从更早的著作开始,他反复强调效用标准的历史性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物品效用或使用价值的物质属性的变化。[49]他也不是没有注意到收入分配对消费结构及构成的决定性影响。然而,需要(wants)的历史演化及其具体形态仍处于他所关注的竞争性资本主义问题之外。[50]

对这一问题的解释主要包含如下两点。其中一点是,如果确定生产是关键的“自变量”,马克思完全可以忽视消费的特殊性及需要的发展,至少在他所遵循的抽象层面上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更为重要的可能在于之前提到的另一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下,新的需要快速出现并扩散。其中的大部分反映了人类的真实需要,满足了提高即使从绝对量而言仍代表一个相当悲惨的低水平生活标准的强烈冲动,并因此需要相对简单的标准商品生产。甚至对于新兴上层阶级即不断上升和壮大的资产阶级,其需要(requirement)也还远远没有达到奢侈的程度,因为积累、把资金再次投回工业的不可避免的必要性,为奢侈性消费和浪费性消费设定了严格边界。[51]

然而,如果生产过程本身倾向于塑造和控制需要,或者说,如果用于实现商品的成本无法与生产商品的成本相区分,情况就会发生显著变化。可以肯定的是,一些销售成本仍然保留了其早期状态,比如运输和包装仍然是生产成本中完全可识别的部分。商人的收益显然同样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很大程度上它们并不表现为利润扣除。然而,这些只不过是伪装的销售成本的生产活动带来了一个新问题。事实上,一些竞争性资本主义下的例外情况,例如服装设计师和服装制造商开发并为市场不断提供女士和男士服装的新款式,从而不断激发人们对其商品的需求,这在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中变成了普遍存在的现象。现代公司的销售队伍不仅包括销售员、广告专家及信贷经理,还包括大量的生产部门工作人员。一种新型耐用消费品的设计师、为生产该型号产品而对工厂进行重组的工程师、给汽车镀铬或配制新款牙膏的蓝领工人、为旧肥皂生产精致新包装的印刷工人及帮助新公司建造“水晶宫殿”的建筑工人,他们都是庞大销售队伍的成员,而且这支销售队伍得到相当一部分社会产出的支持。所有这些人,无论是白领还是蓝领,无论在销售部门工作还是在生产部门工作,都不是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性工人,尽管他们的表现却与此相反。他们就像资本家的佣人一样消费剩余价值总量中的一部分,而且在用传统方法计算剩余价值时如果将其忽略不计,会在很大程度上低估剩余的总量。[52]

对剩余价值总量进行调整的必要性使我们需要直面一个更大的困难:如何明确界定什么是“经济剩余”。一种可能是衡量实际上可以得到的总产出与生产的社会必要成本之间的差额。尽管这意味着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进了一大步,但该方法的缺点在于,没有考虑由于利润率最大化的迫切要求及垄断公司销售努力所导致的产出物质属性的奢侈性、浪费性变化。[53]因此,一个更精确的定义应该是:公司制度所导致的生产某产出所用资源的价值与生产同等产出所需资源的价值之间的差额,后者不包括虚假的产品差异化、人为淘汰等因素。这一差额并不容易度量,对此无需强调。但度量困难不应作为否认其存在的借口。[54][9]



  作者简介:保罗·巴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张雪琴,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注: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外左翼学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与经济停滞理论研究”(编号:17CKS029)的成果。原作及译文情况参见文末译者注。

[①] Edward S. Mason, “Introduction”, Edward S. Mason, ed.,The Corporation in Modern Society, Cambridge, Mass.,19594

[②] John R. Meyer and Edwin Kuh, The Investment Decision: An Empirical Study, Cambridge, Mass., 1957:20。必须指出,这不是想要贬低卡尔·凯森(Carl Kaysen)的工作,但在梅耶(Meyer)和库(Kuh)的专著出版之前五年,约瑟夫·斯坦德尔(Josef Steindl)——一个局外人——已在《美国资本主义的成熟与停滞》(Maturity and Stagnation in American Capitalism,1952)中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极具创见性的说明,然而该书并未引起经济学界的重视。

[③] 我们中的一位曾经听闻,数个教学周被花在阐明某个被普遍认为可疑的理论上,并以它“非常适合课堂展示”为由进行辩护。

[④]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所有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引证均来自查尔斯(Charles H.Kerr),参见:Charles H. Kerr edition, Chicago, 1906-1909。——编者注][中译文采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7页。——译者注]

[⑤] The Apologetics of Managerialism’”,The Journal of Business, January 19585

[⑥] The Future Results of British Rule in India”,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Selected Works in Two Volumes, Volume I, Moscow, 1950324[中译文采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52页。——译者注]

[⑦] 对此最好的阐释或许要属托马斯·莫尔于1516年出版的杰作《乌托邦》。

[⑧] Preface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bid., p. 329.[中译文采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译者注]

[⑨] John Bates Clark,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London, 1899, p. 3.

[⑩] M.J. Rathbone, President, Standard Oil Company of New Jersey, “The Bias Against Bigness,Saturday Review, April 16, 1960.

[11] Kenneth J. Arrow, “Toward a Theory of Price Adjustment, Moses Abramovitz and others, The Allocation of Economic Resources, Stanford, 1959, p. 47.

[12] “我将运筹学定义为所有研究……致力于解决商业、政府部门及军事机构等领域实际的、及时性的问题。”Robert Dorfman, Operations Researc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1960, pp. 577-578.

[13] 数理经济学的几个分支超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并且变成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重要工具。一个有些拓展性的讨论参见我们的文章《两个世界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Two Worlds)。[这篇文章在该草稿完成时尚且待刊。后来收录进保罗·巴兰《更长远的考虑》中。参见:Paul A.Baran, The Longer View, New York, 1969,pp.68-91——编者注]

[14] “目前美国经济的组织和管理同样违背规则,而这些规则来自于牛顿的信仰者,诸如本瑟姆(Bentham)、李嘉图(Ricardo)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等最高权威。然而,也有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十年就是如此,它运转良好且非常出色。”出自J. K. Galbraith,American Capitalism, Boston, 1952, p. 1.“就净产出而言,大公司所主导的美国经济已经证明它比世界任何国家都有效率”。A. A. Berle, Jr.,Power Without Property, New York, 1959, p. 3.

[15] Harold J. Laski, The Rise of European Liberalism: An Essay in Interpretation, London, 1936 (second printing, 1947), p. 19.

[16] See, in particular, John Courtney Murray, S.J., We Hold These Truths: Catholic Reflections on the American Proposition, New York, 1960, especially Chapter 13, “The Doctrine Lives.

[17] 此处及下一条引用来自:R. V. Sampson, Progress in the Age of Reaso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1956, p. 75.

[18] 对这里的出色诠释可见摩莱里(Abbé Morelly)的《自然法典》(Code de la Nature),该书曾被误认为是狄德罗(Diderot)的作品,并在1773年的版本中收入了后者的文章。该书极大地影响了巴贝夫(Gracchus Babeuf)及《为平等而密谋》(Conspiracy for Equality)一书。参见:Philippe Buonarotti, Conspiration pour lÉgalité dite de Babeuf, Bruxelles, 1828.

[19] Marx, Capital, Volume 1, Chapter 24, Section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04页。——译者注]

[20] Sir John Clapham, A Concis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from Earliest Times to 1750, Cambridge, 1949, p. 13.

[21] C.B. Macpherson,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Hobbes to Locke, Oxford 1962, pp. 22, 216, and 229.这一深刻的研究为理解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思想作出了宝贵贡献。

[22] “有时人们断言,经济学概而言之,本质上具有‘历史相关性’特征,其有效性仅限定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并且除此之外,它们与社会现象分析无关。这种观点是一种危险的误解。”参见罗宾斯,引文出自1948年第二版第80页:Lionel Robbins, 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London, 1932

[23]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Rohentwurf), 1857-1858, Berlin, 1953, p. 7. [此处的翻译源自保罗·巴兰,由于译文明白晓畅,特予保留。《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英译本随后出版,参见:Grundrisse: Foundations for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973, p. 85­——编者注][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2页。——译者注]

[24] 比如乔治·斯蒂格勒教授声称:“拒绝诸如最大化产出的目标就是拒绝理性的行为。”参见:George Stigler, The Goals of Economic Policy,The Journal of Business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July 1958, p. 172.

[25]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Works, Volume I, p. 35.[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译者注]

[26] 一位强烈认同资本主义理性的先进潮流的作者深刻阐明了“理性”的本质:“实证主义并非不认同诚实的品行,但是他们确实不认同关于人类为何诚实的一切宗教和哲学理论,……他们坚信诚实、友好、勤劳、节俭、勤奋、友爱、节制等是划算的。”Burnham P. Beckwith, Religion, Philosophy, and Science, New York, 1957, pp. 23435 f. (划算加上了斜体)。这一主张无疑配得上一个实证主义者所能作出的最高评价:它欢迎任何反驳。

[27] Marx and Engels, op. cit., p. 36. [中译文采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译者注]

[28] Marx, Capital, Volume 1, Part 1, Section. 1.[中译文采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8页。——译者注]

[29] Edward S. Mason, “The Apologetics of Managerialism, loc cit., p. 9.

[30] Ibid., p. 11

[31] 参见:Moses Abramovitz, The Welfare Interpretation of Secular Trends in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Moses Abramovitz and others, The Allocation of Economic Resources, Stanford, 1959, pp. 1-22.

[32] 这一极富洞察力的评价出自保罗·古德曼的著作,尤其是第一章,参见:Paul Goodman, Growing Up Absurd, New York, 1960.

[33] Theory of Economic Dynamics, London, 1954, p. 63.

[34] “以亿万富翁们建造魏然峙立的巨厦来容纳他们活着时的肉体和建造金字塔来保卫他们死后的遗躯而论,或者,为了忏悔他们的罪恶,以他们兴建教堂、捐赠教会或国外布道使团而论,资本充沛损害产品充沛之日会得以推迟。用储蓄款来偿付‘在地上挖窟窿’的费用不仅会增加就业量,而且还会增加有用的物品和劳务构成的国民收入。然而,当我们一旦理解了这些偶然的、而且往往是浪费性的缓解之法对有效需求的作用之后,明智的社会继续使用它们就会成为不合理的事情。”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1936, p. 220.[中译文采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27页。——译者注]

[35] Engels, Preface, in Marx, Capital, Volume 2.[中译文采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1页。——译者注]

[36] 因此,虽然市场的总需求量及其总体结构(投资品、消费品和奢侈品等)是由马克思主义分析中所研究的各种力量决定的,但市场上总产品的特定构成,即经济学文献曾提到的“品味”的性质,以及针对个人消费品的消费曲线的形状,则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37] 这会因为下述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即什么样的家庭规模为持续劳动力出售过程所必需?

[38] “劳动力的实际价值会偏离身体上的这个最低限度;气候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劳动力的实际价值也就不同;它不仅取决于身体需要,而且也取决于成为第二天性的历史地发展起来的社会需要。” Marx, Capital, Volume 3, Part 7, Chapter 50.[中译文采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73页。——译者注]

[39] “但在每个国家,在一定的时期,这个起调节作用的平均工资都是一个已定的量。因此,其他一切收入的价值就有了一个界限。这个价值总是等于总工作日……减去总工作日中体现工资的部分。”ibid[中译文采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73页。——译者注]因此,下述说法是错误的:“如果允许实际工资水平随着时间而增长,那么马克思的理论就存在不确定性,或者不过是同义反复——资本家的收入包含了并不会流向工人的产品部分。因此,马克思的分析适用于实际工资率在长期保持不变的情形。”Paul Davidson, Theories of Aggregate income distribution, New Brunswikc, New Jersey, 1959, p.17.对于马克思的理论来说,重要的不是实际工资是否随着时间下降、上升或保持不变,起决定性的是这一水平在任何给定时间是否是不能缩减的,即由可以确定的劳动力的价值决定的。[这句的中“即”以后的部分,斯威齐以含义不明的理由给删掉了,但我将其保留在此,因为这对整个论点至关重要。——编者注]

[40] 事实上,正是劳动力商品的这一特性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大部分需求。相反,一个家庭佣人的劳动力对于购买他的人而言有使用价值,但并不会产生剩余价值,因为其使用价值并不是在生产交换价值中被消费掉,而是在满足于购买者的需要上被消费掉。家庭佣人可能存在按照同行的标准报酬过低或劳累过度的情况,并因此遭受残酷剥削,但这一剥削事实并不意味着剩余价值的创造。

[41] 雇佣一个劳动者所需的资本量取决于当前主流的技术水平(以及雇佣一个工人后所需生产性资本品的价值),即在最低生产率水平上能为资本家生产的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

[42] 这就导致了如下某种程度上的自我修正过程:剩余价值率越高,对劳动力的需求越大,所以劳动力的价格就越高,相应的剩余价值下降的趋势也就越强。

[43] 按照巴兰的表述,这里的国民产出应该是国民净产出。——译者注

[44] 应该明白,拒绝劳动价值论并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替代性概念取代它(如边际生产率、“加价”等),丝毫不会影响这一命题。这种替代所能达到的要么是对国民产出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提供一种不同解释,要么提供一套旨在证明资本家收入是资本对总产出贡献的自然报酬的说辞。

[45]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某些商品的垄断价格,不过是把其他商品生产者的一部分利润,转移到具有垄断价格的商品上。剩余价值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会间接受到局部的干扰,但这种干扰不会改变这个剩余价值本身的界限。如果这种具有垄断价格的商品进入工人的必要的消费,那末,在工人照旧得到他的劳动力的价值的情况下,这种商品就会提高工资,并从而减少剩余价值。它也可能把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但只是工资要高于本身最低限度。这时垄断价格就要通过对实际工资(即工人由于同量劳动而得到的使用价值的量)的扣除和对其他资本家的利润的扣除来支付。垄断价格能够在什么界限内影响商品价格的正常调节,是可以确定和准确计算出来的。”Capital,Volume III, Part VII, Chapter 50[中译文采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75-976页。]

[46] 这一点是由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在不同的背景下提出的。“我们……将工资视为工人生存的必要量,并且它之于资本主义制度,就好像燃料之于发动机,或者饲料之于牛群。我们现在必须考虑工资的另一特征。除了一直存在的生存必要量之外,工资还可能包括一些剩余产品。考虑到工资的这一双重特征,当我们考虑剩余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时,区分工资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并且仅将作为剩余的部分作为可变量是恰当的;而工人生存所需物品将会在生产资料中继续表现为燃料等。”Production of Co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 Prelude to a Critique of 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 1960,pp.9ff.

[47] “如果这种具有垄断价格的商品进入工人的必要的消费,那么,在工人照旧得到他的劳动力的价值的情况下,这种商品就会使工资提高,并从而使剩余价值缩小。它也可能使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但是工资只不过要高于身体上的最低限度。在这种场合,垄断价格就要通过对实际工资(即工人靠同量劳动而得到的使用价值的量)的扣除和对其他资本家的利润的扣除来支付。”Capital,Volume III, Part VII, Chapter 50.[中译文采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75-976页。——译者注]

[48] Capital , Volume 1, Part 1, Chapter I, Section 1.[中译文采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7页。——译者注]

[49] 接下来这段话是马克思在1857年写的,反映了他的天才的洞见,值得全文引用:“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因此,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在客体方面,而且在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所以生产创造消费者。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为材料提供需要。一旦消费脱离了它最初的自然粗野状态和直接状态——如果消费停留在这种状态,那也是生产停滞在自然粗野状态的结果——,那么消费本身作为动力就靠对象来作中介。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因此,生产生产着消费:(1)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2)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3)是由于生产通过它起初当做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同样,消费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因为它在生产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Marx, Gru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Rohentwurf, Berlin, 1953, pp. 13 ff. [这段话巴兰提供了他自己的翻译,不过这里使用的是马丁·尼古拉斯(Martin Nicolaus)的标准英译本,参见Martin Nicolaus in Karl Marx, Grundrisse, London, 1973, p. 92.——编者注][中译文采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页。——译者注]

[50] “商品的使用价值为商品学这门学科提供材料。” Capital, Volume I, Chapter I, Section I[中译文采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8页。——译者注]

[51] 事实上,在考察西斯蒙第时马克思发现,“产业资本家一旦成为享用财富的代表,一旦开始追求享受的积累,而不是积累的享受,他就或多或少不能执行自己的职能了。”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Part 1, Moscow, 1963, p. 282 ff. [巴兰提供了他根据德文原文的译文。在写作该稿时,标准的英译版尚不可得。此处使用了标准的英译版。——编者注] [中译文采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3页。——译者注]

[52] “在这里,简单的数字说明也许是有益的。假定在第一个时期中,100名烤面包工生产出200只面包,其中100只面包当作他们的工资(每人一只),另100只被资本家作为剩余(他的利润和支付租金及利息的来源)。烤面包工的劳动生产率是每人生产2只面包,国民收入中剩余所占的份额是50%,劳动的份额也是50%。现在来考虑第二个时期,烤面包工的劳动生产率已增加525%,达到12.5只,他的工资增加400%,上升为每人5只面包。再假定现在只雇佣80名工人烤面包,总共生产1000只面包,而其余20名工人从事以下工作:5个人负责继续改变面包的形状;一个人把能加速面包发酵的化学物质与之拌和在一起;4个人为面包设计新包装;5个人编写面包广告,并在大众传媒中传播;一个人负责仔细注视别家面包公司的活动;2个人密切关注反托拉斯领域法律的进展;最后2个人负责面包公司的公共关系。所有这些人也给每人5只面包的工资。在新的环境下,80名烤面包工人的总产量是1000只面包,该公司100名劳动力的总工资是500只面包,利润加租金加利息总共是500面包。初看起来,第一个时期和第二个时期之间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只是总产量有了增加。国民收入中劳动力份额仍为50%,保持不变,给剩余分摊的份额看来也没有变化。然而,虽然从通常统计数字观察到的上述情况不言自明;但这样的结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实际上这仅仅说明那些从统计中作出的推论是如何使人误入歧途。因为统计中显示的劳动力和资本份额从第一个时期到第二个时期未曾发生变化这一点与我们研究的问题不相干。不难发现,实际情况是,在早期资本家把所有经济剩余当作利润和用于支付地租和利息。现在的经济剩余的份额则一部分用来支持非价格竞争销售方面的成本,换句话说,就是损耗掉了。”Paul A. Bar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New York, 1962, xx. [引自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的这个例子被加入手稿中,以回应斯威齐关于巴兰“面包示例”的观点(参见编者注9)。——编者注][中译文采用: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6-17页。——译者注]

[53] 美国经济中的这一重大变化参阅《垄断资本》一书的第五章“销售努力”,在该章我们讨论了费希尔(Fischer)、格雷里希斯(Grelliches)和凯森(Kaysen)所做的关于汽车模型变化相关成本的实证研究。[这一注释是根据斯威齐的建议添加的(参见编者注9)。——编者注]Franklin M.Fischer, Zvi Grilliches, and Carl Kaysen, the costs of automobile model changes since 1949,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ober 1962.

[54] 不言而喻,这里的经济剩余概念并不包括潜在经济剩余,即在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失业者和被浪费的物质资源。



编者注:

[1] 正如《导言》(即《<垄断资本>未出版的一章:关于巴兰和斯威齐<一些理论含义>的导言》——译者注)所述,本章现存的手稿包括:(1)斯威齐于196212月及某种程度上19643月亲自编辑过的42页打印稿;(2)一份关于本章第一节和第二节部分内容的更具完成性的19页打印稿(有剪贴),该稿收入了这些编校并且加入了论述人类本性问题的最后几页。这里的文本主要是基于第二份更具完成性但仍不完整的手稿。然而,这个版本到此就结束了,因此有必要再回到第一份更长的并经过斯威齐亲自编辑的打印稿。尽管尚不清楚这两个打印稿之间的确切过渡点,但文本是在更长的打印稿上继续的,亲自粘贴的打印稿在一定程度上似乎符合作者们的意图。

为了结合两份打印稿,较短的那份19页打印稿的下述段落被删除了。该段内容如下:“同样重要且绝非过度强调的方面在于:相对于生活在特定社会经济结构下人所特有的特征,所谓的共同性是对人类历史上共同特征的具体描述。事实上,选择这种被刻意设计的共同特征对于从整个论证中得出下述结论至关重要:如果对欲望的贪求无度、竞争的强制、对权力和侵略的强烈欲望是一切经济和社会制度下可以观察到的人的共同特征,这就再次表明人性是资本主义的人——完全独立于他所生活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2] 斯威齐表示,手稿的这一引用似乎超出了范围并应删除。但我将其保留,因为它是对论据的补充。

[3] 关于本章初稿中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的这节,斯威齐在1962125日致巴兰的信中表示,“总体而言,我认为本节对马克思理论的处理好于对资本主义理论的处理,但是这里还有改进的空间。具体而言,我在最后一页作出了下述评论。[编者注:这里他提供了从最初的页边注到手稿的说明,包括编者注9和《一些理论含义》]此外,我认为我关于利润与剩余价值的图表可以纳入进来,并将劳动力粗略地区分为剩余生产者和剩余消费者(使用实际数据)也是有价值的”。

[4] 斯威齐删掉了以下这句话:“换句话说,所需要的是所谓的社会必要剩余价值率,这一比率就像劳动力价值一样,会随着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动而变动。”

[5] 巴兰和斯威齐在这里的用法源于马克思:“从事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现代经济学的基础,就是把劳动能力的价值看做某个固定的东西,已知的量,而实际上它在每一个特定的场合,也就是一个已知量。”Karl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Part 1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3), 44. [中译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实践证明……不管必要劳动的标准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会多么不同……在任何一定的时期内,资本都必须把这个标准看成是一个固定的量,并把它作为固定的量来加以利用。对这些变动本身的考察,完全属于论述雇佣劳动的那一章。”Grundrisse(London: Penguin, 1973), 817.[中译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44页。——译者注]

[6] 对此,斯威齐在手稿上写道(评论本是为巴兰所写):“我这里想说的是,马克思认为工资实际上经常且长期低于最低生存工资水平,因而必然会损害劳动力。这是种利润扣除,且其显然在《资本论》第一卷既未出现也不重要。事实并非你所讲的那样,但我不认为它应该被忽视甚至视为不存在。”

[7] 斯威齐和巴兰在这里关注的利润扣除的种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一作用很少被承认。参见编者《导言》(即《<垄断资本>未出版的一章:关于巴兰和斯威齐<一些理论含义>的导言》——译者注)。

[8] 针对这一点,斯威齐在手稿上留下了下述本打算给巴兰的备注:“本节需要详细阐述。就目前而言,初步印象是垄断价格紧随实际工资的提高而上升,以及由此导致的对额外剩余的扣除。后者所对应的应该是实际工资的下降这当然不是实际情况。关键是生产性工人实际工资的增加比生产率慢得多,因为垄断会以各种形式抽走不断增大的剩余。在实践中它被掩盖了,因为不断增大的剩余采取了多种形式且涉及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类似马克思所谈到的直接商业代理人[straight merchandising])。这里正是我们能够强调资本(G)和劳动(L)、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等的地方。”斯威齐此后以手写笔记补充道,“这个笔记是初次阅读时所写,但我认为它仍然合理。”

[9] 斯威齐在手稿末尾标有如下注释(该注释写于196212月第一次阅读时):“最后一段需要重写,且至少要考虑以下几点:你关于面包的例子,它有助于将这一过程阐释清楚;(2)由于市场缺陷和价格刚性导致的过剩设施配置等问题(比如太多的加油站等);(3)凯森等关于以汽车模型变化来改变成本的鬼把戏的实证研究;(4)对第五章的分析,当你写这一章时第五章还没有写。”斯威齐在第二次阅读时补充道:“本章末尾需要提醒读者参阅作为计量初步尝试的约翰·菲利普斯(Joe Phillips)的附录。”

 

译者注:

保罗·巴兰(Paul Baran)和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于1966年出版的《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被视为战后西方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之一。然而,到1964年保罗·巴兰去世时,原书草稿中有关垄断资本的一些理论含义及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传播的两章仍未定稿,因此,未被收入1966年出版的版本中。本文即是其中未发表的一章,也是巴兰逝世前关于经济剩余的最后阐释。该文由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每月评论》杂志主编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按原书体例编辑并加以注释,刊载于《每月评论》20127/8月号上,并在同期刊发了巴兰和斯威齐在196423月的通信(署名为:《关于一些理论含义的最后通信》)和福斯特的导言(署名为:《〈垄断资本〉未出版的一章:关于巴兰和斯威齐〈一些理论含义〉的导言》)。该文在发表时由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编辑并添加了注释,见尾注,用123之类的符号标识;页下注用①、②、③之类的符号标识。文章标题原为《一些理论含义》,为便于中国读者理解,译者将其改为《关于垄断资本的一些理论含义——〈垄断资本〉未出版的一章》,原文无摘要和关键词,系译者添加。此外,为了区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企业类型,译者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企业统一译为公司,巨型公司译法采自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翻译的《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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