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学术文章年
学术文章
政经前沿
陈雪飞丨作为生命政治的自由主义治理术:对新自由主义危机的国际溯源
时间:2022-04-11 08:27:15    来源:《政治经济学报》第23卷    作者:陈雪飞    浏览量:233

作为生命政治的自由主义治理术:对新自由主义危机的国际溯源

 

  要:学术界通常将新自由主义视为晚近三十年来拉美、亚洲和美国金融危机的祸端,但新自由主义却并未在危机中消亡,反倒继续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盎格鲁国家及其追随国大行其道,个中原因值得探究。当代西方学者从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晚年阐发的生命政治新自由主义两大概念入手,主张二者是两种不同但互补的治理理由,正是生命政治缓解了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新自由主义因此有了所谓韧性。这一看法的问题意识、分析逻辑和结论并不洽切。在福柯那里,生命政治和自由主义并非截然二分,而是交织融合为作为生命政治的自由主义治理术,二者都源于 作为治理术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既是作为人口的安全机制的生命政治得以建立的土壤,也是作为生命政治的自由主义治理术得以衍生的质料,更是自由主义治理术处理自由与安全悖论的抓手。而晚近三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的反常存续并非其韧性的表征,只是意味着,沦为全球化资本新身体的新自由主义国家,再次将现代西方社会内在的自由与安全悖论束之高阁,为了保全利己主义的利益竞争所定义的自由机制,为了全球化资本主义的霸权增殖,而更加依赖生命政治所定义的人口安全机制,更加依赖生命政治所包含的种族主义来决定内外政策,这加深而非缓解了现代西方社会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内在危机。

关键词:福柯 社会理论 政治经济学 生命政治 自由主义治理术 自由与安全

作者:陈雪飞,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硕士,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外交学院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政治社会学、比较文化研究、社会心理学、公共外交等。

出处:《政治经济学报》第23

 

 

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首相撒切尔的一句口头禅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名言:除了全球化资本主义,别无选择!这句话堪称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先声。新自由主义被视为20世纪90年代拉美、亚洲和2007-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祸端,但是,新自由主义却并未在这些必然反噬自身的危机中消亡,反倒存活下来,并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五个盎格鲁国家再度复兴[1],如何解释这一反常现象?英国肯特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者卢卡·马维里认为,仅仅聚焦于新自由主义本身的特性,无论是其适应性、一致性和包容性,还是其塑造韧性主体的生命政治能力,都难以给出合理的解释,因此,他主张将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晚年阐发的两大概念:新自由主义与生命政治,视为两种不同但互补的治理理由,生命政治有助于管理新自由主义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换言之,正是生命政治让新自由主义存续下来。[2]

学界通常认为,福柯不仅对新自由主义的态度模棱两可,而且对新自由主义与生命政治的关系也语焉不详,前者似乎让福柯的强烈批判意识黯然失色,后者仿佛成了福柯思想中待解的谜团:在将生命政治界定为决定生死的权力技术之际,完全没有提及新自由主义;在用一句话将新自由主义界定为生命政治的总体框架之后,又几乎再也没有提及生命政治。[3]通过将新自由主义的存续建立在生命政治的治理之上,马维里试图超越对新自由主义武器本身的批判,揭示新自由主义这一武器由谁掌握、如何使用、针对谁。这的确是一个独特的视角,但本文关心的问题是,在福柯那里,新自由主义与生命政治究竟是不是两种不同的治理理由,马维里的二分法很可能忽略了统合二者的治理术概念及其得以生长的政治经济学质料,忽略了贯穿自由主义治理术的自由与安全悖论[4]进而,如何理解政治经济学、生命政治、自由主义治理术及其相互关系,现代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治理术如何以及是否解决了自由与安全悖论?追问这些问题,就是在探究生命政治与自由主义之间关系的待解之谜,进而深化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生命政治与自由主义间关系的待解之谜’’

 

大致而言,经济学视野下的政治经济学重在财富的积累,政治学视野下的政治经济学重在财富的分配,但在福柯的社会理论视野下,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一门财富的科学,而是一种政治的治理术。在变成一门纯粹的经验科学之前,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哲学关系密切。政治经济学家往往也是政治哲学家,亚当·斯密是在出版《道德情操论》之后才写出了《国富论》;政治哲学家常常同时也是政治经济学家,让-雅克·卢梭既写了《社会契约论》,也写了《政治经济学》,还是《百科全书》政治经济学辞条的作者。与之类似,福柯也不仅仅是一位社会思想家[5],他晚年在法兰西学院的两个课程讲稿:《安全、领土与人口》和《生命政治的诞生》,集中展现了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思考。考虑到当代哲学家惯有的超然出世态度,福柯的政治经济学考察显得颇为入世。本文认为,福柯借助作为治理术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所揭示的现代西方社会的权力战略,既不是生命政治,也不是自由主义,而是作为生命政治的自由主义治理术,这正是理解当代新自由主义反常存续的关键。

所谓生命政治,堪称《安全、领土与人口》和《生命政治的诞生》的思考主线。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福柯19761977年的法兰西学院演讲《必须保卫社会》中,与针对人体肉身的规训不同,作为一种新的权力技术和机制,生命政治针对的是人类之为人类的物种特征,也就是人口的出生、疾病、寿命、老年、失能、残疾、死亡等生命大计,人口统计、医学、公共卫生、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保障和环境治理,既是生命政治权力的知识来源,也是生命政治权力的干预场域。生命政治之所以诞生,关键在于现代西方社会必须面对人口这一兼具科学性与政治性的生物学与政治学问题。为了控制不确定的多发偶然事件,生命政治超越微观个体细节,建立谋求人口整体安全的总体调节机制。在现代西方社会,指向死亡的传统君主权力越来越弱,指向活着的生命政治权力越来越强,而生命政治权力越是承担起照看生命的整体责任,对生命过程的干预也就越来越多。但这种针对生命过程的生命政治同样可以指向死亡,这是因为,它为种族主义制造区隔、分裂和毁灭提供了理由:劣等种族的灭绝,成为消除生物风险,确保人口整体健康的条件,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意大利、德意志等纳粹国家的精神实质。[6]

因此,生命政治这一概念本身既是为了概括现代西方社会权力机制的变化趋势,又是为了揭示现代西方社会权力战略的内在病灶,《安全、领土与人口》将生命政治界定为18世纪以来现代西方社会基于人类物种基本生命特征的总体化权力战略,[7]《生命政治的诞生》将生命政治的总体框架称为自由主义的治理术,二者都延续了在谱系学深描基础上深刻批判的分析思路。这一分析思路同样贯穿《安全、领土与人口》和《生命政治的诞生》的另一条主线[8]:即自由主义治理术。福柯所说的治理术,侧重的不是治理的方式、方法、模式和技术,而是治理的理念、理由、理想和艺术。换言之,治理术不是治术,而是治道,是对最好的治理的反思。[9]《安全、领土与人口》的重心在于前者,揭示现代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历史,《生命政治的诞生》的重心在于后者,反思现代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治理理由。

尽管福柯的生命政治和治理术这两个基本点都颇受我国学界瞩目[10],但思考路径主要是政治哲学的,都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二者共同的质料,即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恰恰是福柯治理术思想的质料。作为现代西方社会的总体化进程,自由主义治理术孕育于政治经济学,它跨过重商主义这个门槛,发端于法国重农主义,继承了英国经济自由主义,并在德国和美国两种新自由主义之上建构自身的合理性。面对人口这个完全现代的主体和问题域,政治经济学变成了生命政治得以建立的土壤,自由主义治理术得以衍生的质料,以及现代西方社会处理自由与安全悖论的关键。

按照福柯的解释,人口这一囊括人类物种基本生命特征的整体概念的诞生,既是生命政治权力脉络的起点,也是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开端。所谓生命政治,就是人口的安全机制,而自由主义治理术,既是生命政治的治术,又是生命政治的治道。政治经济学将经济的治理嵌入治理理由,令自由主义变成了不断追求自我限制的治理术,进而变成了生命政治的治理理由,谋求对人口的经济的治理。由是观之,生命政治与自由主义并非两种不同的治理理由,二者统合于自由主义治理术。理解新自由主义反常存续的关键,不是生命政治亦或自由主义,而是作为生命政治的自由主义治理术。把握这一现代西方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思想脉络,重新审视生命政治与自由主义治理术之间的历史联系,有助于深化对新自由主义的当代批判。[11]

 

自由主义治理术的诞生:从重商主义到重农主义

 

16世纪至18世纪中期的西方社会经历了两百多年的重商主义时代,而重商主义正是治理术的诞生需要跨过的门槛。福柯认为不能把重商主义仅仅视为财富的科学,而应该关注其历史情境和根本旨向:为了解决大饥荒这个时代困境,欧洲各国必须在主权范围内极尽所能地发展商业经济。在主权范围内,决定了重商主义把城市、首都和整个领土辖域之上的空间规划作为关键的规训机制,重商主义因此呈现出浓重的国家干预色彩;发展商业经济,决定了自由的政治涵义:即确保在具有鲜明领土性的主权空间内诸要素循环流通的能力,这既是指君主的政治能力,也是指个体的流动能力。[12]政治经济学由此成为欧洲国家理由兴起和转型的关键,[13] 18世纪中期,经济重商主义变成了政治重商主义,欧洲国家的内部公共管理和国际竞争都是重商主义的,一国财富的增加以他国财富的减少为前提,但欧洲国际体系的势力均衡却是自由主义的。[14]零和博弈的重商主义与势力均衡的自由主义无法兼容,重商主义规训机制的领土性与自由主义国际体系的超领土性自相矛盾。

人口的饥荒而非个体的饥饿所引发的人口的整体安全问题,成为重商主义无法处理的困境。这是因为,重商主义的处理方式仍然是法律或规训机制,试图通过限制、监视和控制来消除食品短缺现象,但其尽力压低粮食价格的政策却导致商人囤积居奇,让普通人随时受到食品短缺的威胁。重商主义遇到了人口的安全危机,但没有建立起人口的安全机制,这是因为,人口的安全机制需要在自然条件与人为条件之间建立因果联系,需要精确地影响人口,需要将环境变成君主必须干预的场域,将作为社会与政治关系织锦的人口的自然性变成干预的对象,将人口的安全而非法律主体的自由行动作为干预的目标。[15]所谓生命政治,就是这种人口的安全机制,生命政治的诞生因此意味着新治理术的出现。

福柯正是看到重商主义这种旧的规训机制、旧的治理术无法处理人口的安全困境,才将告别重商主义视为西方社会自由主义治理术诞生的必要条件。尽管重商主义意味着西方社会首次将经过反思的治理术融入主权制度和精神结构之中,但面对人口这一完全现代的国富源泉、治理对象和政治主体,古老的家长制及其家政模式过于脆弱,传统的君主制及其领土模式过于狭隘,重商主义缺乏可资利用的政治经验,[16]只有摆脱主权阴影下的重商主义,从领土的安全转向人口的安全,形成超越个体自由的总体安全配置,自由主义治理术才能真正形成。

这一转变发端于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初重农主义兴起的前夜。人口的安全困境为西方社会带来了愈益复杂的治理问题域,家政学不再是自我治理、财产治理、家庭治理、领地治理、灵魂治理、国家治理等不同治理模式之间连续性的核心桥梁,取而代之的是将家政学引入国家治理的政治经济学。[17]政治经济学成为领土、人口和财富之间多样关系的知识体系,治理逐渐摆脱主权的束缚具备了独特的自主性:它以人口为首要目标,以安全配置为核心机制,以政治经济学为知识体系,展开国家对人口的治理、对经济的干预。政治经济学、治理与人口的互动,孕育出了囊括人口治理的技术、模式和理念的治理术,这三大要素至今仍然主导着现代西方社会进程,但治理并没有消除以领土保障为核心的主权,也没有消除细致入微的规训,而是形成了主权、规训和治理的铁三角关系。[18]因此,正是人口问题的出现催生了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试图探寻的也正是作为被治理者的人口的可治理性(Governability),人之为人的生命特征成为人类个体的复杂多样性之间的交叉点,生命政治成为容纳个体自由但在整个人口之上实施的安全配置,以人口为手段或目标的治理术得以在政治经济学中生发出来。就此而言,重农主义才是治理术视野下真正的政治经济学。

18世纪中期出现的法国重农主义提出了与重商主义截然不同的解困方案,主张用自由来消除安全困境,重农主义由此成为自由主义的摇篮,[19]这是因为,市场这个自由主义的经济概念、权力机制、经济人视角和思想方式都是在重农主义中出现的,用市场机制来消除饥荒问题,这一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也是重农主义提出的。政治技术的自由主义化和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根本要义,比如政治技术永远不要与现实的运行相分离,让现实按照自身规律自我发展,任其自由,放任不管,经济的治理就是最好的治理,用功利效用取代道德善恶来判断治理优劣,以及用经济方式行使政治权力等,也是重农主义者阐发的。这些将重农主义与自由主义牢牢绑定的因素,都发端于重农主义试图用人口的自然性来处理自由与安全的悖论。

在重农主义那里,人口不仅是国家及其统治者的力量源泉,亦或被动的臣民和强制的对象,而且是国家治理的合理性的源泉,只有将人口的可治理性建立在人口的自然性,也就是复杂多样的个体之间的生物交叉点之上,统治者的意志才能获得主动的服从。以人口的自然性为基石的治理,形成了压倒主权、纪律等权力机制的总体趋势,治理型国家压倒司法国家、行政国家成为全新的国家理想型,牧领权的遗产、外交军事配置、公共管理、政治科学和政治经济学成为社会控制的权力技术和知识。[20]从人口的自然性出发,重新定义自由,重新架构安全,将治理的合理性安置在人口的可治理性之上,这让重农主义铸就了自由主义治理术的灵魂。

人口的自然性重新界定了自由。自由不再是一种意识形态、价值目标或主观意愿,而是一种总体化的生命权力,也就是人口可以依据自身所能使用的资源自我调节的能力。人口的这种自然性就是无需干预的市场机制的自然性,市场机制的自然性就是政治社会的自然性,治理必须依据这种人口的、市场机制的和政治社会的自然性展开,利益竞争又是调节上述自然性的自然机制,国家只是利益的调节器,经济理性成为新的国家理由,国家之间应该自由贸易,这些要素共同构成治理的自然性。受自我利益机制调节的人口,受法律尊重的自由,把财富、人口与生产、流通、消费联结在一起的经济实践,受国家管理、负责、调节、认识和尊重的政治社会,以及自然的安全,成为经济治理这一最好的治理的治理对象、安全机制、实践形式、治理场域和根本目标。[21]重农主义所孕育的自由主义治理术,就是对这些新要素深思熟虑之后,所形成的最好的治理方式

以人口的自然性为基石的人口的可治理性,重新界定了安全。与在领土边界内实施的主权和在个体身体上实施的纪律不同,安全在整个人口之上实施,它依赖自然的既定物质条件,致力于通过概率计算让正面因素最大化、相对减少而非彻底消灭风险与不便,并把所有要素组织起来,同时又面向未来纳入所有可能发生的事务,安全机制的核心特征是对开放序列的治理,通过概率估算进行控制,通过治理环境来精确影响人口。因此,重农主义所孕育的自由主义治理术不仅仅意味着一种最好的治理方式,也意味着一种最好的治理理由,现代西方社会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将安全寓于自由的治理术时代。[22]如果说法律原则是对国家理由的外部限制,旨在防止君主滥用权力,那重农主义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它是对国家理由的内在限制,旨在用一套自我限制的知识工具和合理化形式,即治理理由,来防止现代国家的过度治理。因此,福柯重新阐释了政治经济学的本质要义,政治经济学不是针对生产和财富流通的科学分析或确保国家富强的方式方法,而是确保治理理由的自我限制以解决自由与安全悖论的治理术。

那么,政治经济学究竟是如何成为这样一种试图协调自由与安全悖论的治理术的呢?为治理建立自我限制,用利益竞争机制定义自由,将确保这种自由视为治理实践的内在理由,成为其中的关键。政治经济学不是对绝对主义君主制的国家理由、政治自主性和专制权力的外在批判,而是将其限定为经济的治理,谋求实现治理术所限定的国家理由和目标:包括国家的富强,人口与其生计的同步增长,以及通过恰当方式确保国家间的竞争优势。为了改善这种经济治理术的运行效果,政治经济学将市场机制的自然性视为治理术及其合理性的支点,用市场将治理实践与真理机制对接起来:将市场从公正化的场所变成真理标准的生产车间,在自然自发的价格机制、市场机制与真理机制之间画上等号,让治理按照市场的放任自由原则来运行,将市场的治理视为好的治理,将市场的法则作为治理理由的自我限制原则,自我限制的可能性取决于治理是否依据其本身、对象和实践的自然性来展开。治理术的问题域由此发生巨变,与某种道德律、自然律、神律或1617世纪的国家理由不同,治理理由指的是为了国家力量的最大化而充分强化、深入和细致的治理,经济的治理意味着放任自由成为调节一切的上帝法则,这一自由主义的治理理由就是生命政治的总体战略。[23]传统的国家理由意味着通过国家间竞争的势力均衡机制来防止帝国的复活,自由主义的治理理由意味着个体之间和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原则变成了帝国主义原则。[24]因此,重农主义并未彻底否定国家理由,而是用最少的治理重构国家理由,从而在实质上奠定了自由主义的治理理由,经济的治理就是最好的治理,最好的治理就是俭省的治理,治理的俭省性而非国家的宪制由此成为现代西方社会的根本问题,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由竞争成为沿着北大西洋两岸不断扩张的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原则。

19世纪初以来,市场机制所创造的效用问题,用利益这一既容纳自由又保障安全的核心概念,将自由主义治理理由的两个关键点:市场交换和国家公共权力的效用统合起来,利益既是交换原则又是效用标准,利益既是政治的构成要素又是最关键的政治现象。自由主义的治理术通过利益操控其所需的一切,包括个人、行为、语言、财富、财产、资源、权力等,因此,自由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在市场交换决定一切价值的社会中治理的效用究竟是什么。就此而言,自由主义与其重农主义母体都认为国家的富裕如同个人的富裕,只有通过共同富裕才能建立并保持下去,这就要求欧洲成为一个共同富裕的经济主体,这又以市场的全球化为前提,欧洲各国的共同富裕以整个外部世界沦为欧洲的市场为条件。因此,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新的帝国主义,一种新的全球合理性,以及一种新的全球视域的治理合理性,18世纪的永久和平乌托邦、国际法、海洋法以及商业的全球化都是这种合理性的表现形式。[25]总之,自由主义意味着市场的真理化,治理以效用为标准进行自我限制,以及在世界市场中无限发展的欧洲。自由嵌入了欧洲人的生命政治的安全配置,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健康与疾病成为欧洲人与非欧洲人之间的区别,劣等种族的死亡成了欧洲人生命政治安全机制的条件,种族主义成为欧洲殖民帝国的意识形态。[26]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形成的两种新自由主义,德国秩序自由主义和美国新自由主义,都延续了自由主义的治理术及其合理性的逻辑,它们都以凯恩斯主义为对手,都排斥计划经济和国家干预主义,都以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政治经济学为思想纽带。但是,对于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演化而言,对于处理自由与安全的悖论而言,德国秩序自由主义更为重要,德国模式影响了法国社会市场经济和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正是在德国秩序自由主义中,自由机制不再只是安全机制的一部分,而是具有凌驾安全机制的超越性。[27]

 

  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新生:从德国秩序自由主义到美国新自由主义

 

如果说在重农主义那里,政治经济学成为确保治理理由的自我限制的治理术,只是意味着将安全机制置于利益竞争的自由机制之下,将经济的治理变成最好的治理的话,那么,在德国秩序自由主义这里,经济的治理不再仅仅是治理的典范,而是变成了治理合理性、政治正当性的源泉,安全机制的正当性来自于利益竞争的自由机制,为了市场而治理,这一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正是在德国重建过程中奠定的。

对于德国秩序自由主义而言,生命政治不仅意味着人口的安全机制,毕竟德国已经一分为二,而且也意味着国家的安全机制,自由主义治理术在联邦德国成为压制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政治经济武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作为两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的发源地,德国既失去了历史的正当性,也失去了法律的正当性。福柯就此指出,让经济赋予国家正当性,国家则为经济提供保障,成为德国秩序自由主义的政治共识。财富的增长、国家的发展、对历史的选择性遗忘,共同造就了经济自由这一国家的正当性。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来重建德国。很显然,重建需要的是凯恩斯式的干预,但英美共治区专家委员会却建议立刻放开所有价格管制,将经济从国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让德国变成商业开放、全体富足的经济国家,而非费希特意义上封闭的商业国家或韦伯意义上特殊个体富足的新教国家。这是因为,对于当时的德国而言,国家并不存在,需要在经济自由空间中建立国家。但是,德国秩序自由主义者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与英美共治区专家委员会不同,他们主张放弃1840年代以来的李斯特保护主义、19世纪末以来的俾斯麦国家社会主义、战时计划经济和凯恩斯主义,转向全新的秩序自由主义,将公平的社会秩序作为经济竞争的条件,这一原则确立于1946年的汉诺威会议和1949年的巴登哥德斯堡会议,它彻底抛弃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问题,并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决裂,接受了德国自由主义的政治共识,让经济自由成为国家的奠基者、制约者和担保人。[28]在福柯看来,德国秩序自由主义试图用经济理性来消解资本主义社会的非理性,而法兰克福学派试图用社会理性来消解资本主义经济的非理性,这也正是韦伯主义在当代德国的两条道路。

德国秩序自由主义主张,问题不在于市场而在于国家,所以目标不是建立国家之下的市场自由,而是建立市场自由之下的国家。那么,市场究竟有没有能力让国家和社会就范,市场经济的政治和社会信息能力能够延伸至何处,换言之,自由机制能否驾驭安全机制,这也正是当代自由主义面临的关键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体现了德国秩序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连续性。它延续了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的演变趋势,接受了自由主义的共识,但改变了传统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将市场原则从交换转变成竞争,市场的根本在于各种不平等要素之间的竞争,而市场经济的逻辑和政治结果都是放任自由,竞争必然导致垄断进而破坏竞争,这就要求国家出面来防止垄断、恢复竞争,治理因而始终伴随市场,因此,市场机制的标志在于竞争与治理并存,治理为了市场机制的运行而存在,而不是因为市场机制的缺陷而治理。[29]简言之,作为一种治理术,德国秩序自由主义谋求在治理中创造出市场,用社会安全机制确保市场自由机制。

那么,如何限制这种旨在用社会安全机制确保市场自由机制的治理术呢?1939年的李普曼会议发挥了思想奠基作用,让德国秩序自由主义具有了鲜明的干预主义色彩。按照福柯的看法,德国秩序自由主义并不想简单地复活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也无意重建马克思《资本论》所批判的商品社会,更不可能在法西斯主义灾难所导致的国家恐惧症氛围中再次让国家权力凌驾一切,其独特之处在于用市场经济原则调控政治权力运行,而这恰恰需要让市场经济摆脱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原则,转而处于积极的、能动的、警惕的、永久的干预之下。[30]作为一种积极的、干预主义的自由主义,德国秩序自由主义在区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能干预、什么不能干预的基础上,从避免垄断伤害竞争、维护市场经济的存在条件和社会政策的个人化三个方面重新定义了治理方式,为新治理术建立了内在的自我限制。[31]通过确立为了市场自由而积极干预、安全机制从属于自由机制的原则,德国秩序自由主义既重构了国家的正当性来源,也重构了治理的目标、对象和场域。

如果说重农主义、经济自由主义都是一种对人口的经济治理,那么,德国秩序自由主义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就是一种对社会的经济治理。这种对社会的经济治理吸纳了19世纪韦伯主义的企业社会伦理,对它而言,重要的不是交换机制而是竞争机制,不是交换者、消费者而是生产者、企业家,因此,它的目标不是构建卡尔·波兰尼所说的市场社会而是企业社会。这就要将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至微观单位,构建企业社会网,让企业在社会机体内部大量繁殖、散播,把市场竞争下的企业作为塑造社会的主要力量,让企业不仅成为强化的经济模式,也成为全面而普遍的社会模式,进而谋求价值、道德和文化的重构。[32]由于市场机制本身非常脆弱,竞争机制也更多是一种消极的力量,国家就要发挥企业和社会群体竞争的维持作用,保证人们能够合作,干预这种政府组织起来的市场导向的企业社会 让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按其自身结构充分运行,这样才能建立市场对社会的普遍调节,让竞争机制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地发挥调节作用。

德国秩序自由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构想的这种企业社会,在70年代变成了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治理术,其关键在于企业的大量出现和彼此之间的差异化,同时,越是放任这些企业自我运行,它们之间的摩擦和矛盾就越多,这又催生了司法社会。正如1959年鲁吉耶对李普曼《美好社会》[33]一书的评论,秩序自由主义拒绝把自由主义等同于重农主义和英国经济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不是自然秩序的自发结果,而是以国家司法干预为前提的法律秩序的产物。最终,德国秩序自由主义形成了如下两大原则:一是按企业模式来塑造社会,二是按照竞争型市场社会的需要来构筑法律体系,法律在国家之上,将法治国家的普遍原则引入经济立法,成为资本主义的革新之路。法律与秩序问题的出现,意味着国家及其公共权力只能以法律形式进入经济秩序,公共权力受制于法律并在法律之内建立经济秩序,德国模式的实质因此不是强权国家或管制国家,而是服务于竞争型市场社会需要的法治国家。[34]

作为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新形态[35],德国秩序自由主义通过将安全机制置于自由机制的支配之下,弱化国家权力及其治理术,回应纳粹主义所引发的国家恐惧症,推动美国新自由主义催生出无政府资本主义,彻底主导了盎格鲁国家的内外政策,达至自由主义治理术的顶点,从而也走向了其命运的终点。

德国秩序自由主义在法国的传播是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开始的,这导致了安全机制的扩张,治理术的国家化、行政化和危机管理化愈加突出,负所得税政策由此变成了旨在规避社会主义政策的资本主义社会救助方案。为了建立并维系决不触碰经济规则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只保障绝对贫困群体的最低限度的总体安全,任由经济游戏机制、竞争机制和企业机制支配社会的其他部分。这种法国式的社会市场经济方案,将经济自由主义视为对现代经济的去集权化管理,既保证与义务相匹配的个人决策自由,又发挥以国家干预为代表的安全机制的调节作用。与在法国不同,德国秩序自由主义在美国的传播是在联邦政府的政治危机中开始的,作为一种治理术,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既是美国的建国理念,又一直处于美国政治社会争论的核心,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为美国和美国人的存在方式和思想方式。[36]按照福柯的思路,作为治理术的美国新自由主义,通过重新定义经济人,重构经济要素,倒置经济与社会关系,隔离经济与政治场域,将现代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治理术推向极端状态。

美国新自由主义将人口的性质从劳动力商品转变成为人力资本,重新定义了经济人,重构了经济要素,进而改写了人口的安全机制。[37]对美国新自由主义而言,重要的不是资本、生产、交换过程的历史逻辑,而是人类的行为及其内在的合理性,尤其是个人如何配置稀缺资源。进而,劳动是资本能力、机器、工资和收益流的集合体,劳动者是积极主动的经济主体和自身的企业家,而非作为供求对象的客体化的劳动力和交换伙伴。所谓经济人,就是一架能够产生收益流的人力资本机器。作为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基石,人力资本包含先天和后天双重因素。就前者而言,遗传学成为人口安全机制运行的新权力技术和权力知识,旨在识别危险的个体及其风险类型,人口的生育机制变成了稀缺优秀基因的配置问题,与人力资本的生产机制一道,变成了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和政治学的前沿问题。就后者而言,人力资本的后天构建与教育投资直接相关,旨在培养能够产生最终也会获得收益作为报酬的能力机器。新自由主义将所有要素纳入经济及其增长之中,来建立人力资本的生产方式,继承、传递、教育、培训等涉及不平等的问题都被视为同质化的均等要素,重要的不是人类学、伦理学或劳动政治,而是资本经济、个人即企业、投资者、个人的生命条件即资本收益,儿童生活环境分析的专业化进入了美国新自由主义生命政治的安全配置。美国新自由主义不仅追求用人力资本理论制定美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政策,而且试图把它作为十六七世纪西方经济起飞的肇因,重新书写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史,重新解释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困境,进而重塑美国的对外政策。

美国新自由主义[38]还将市场经济作为社会关系和个人行为的识别和解释原则,将市场供求分析适用于所有非经济领域,适用于包括婚姻、夫妻、家庭、父母和男女性别关系在内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从而改写了人口统计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倒置了经济与社会关系。此外,美国新自由主义还用市场经济的成本收益分析来评估国家,用经济实证主义来批判政府政策,用市场规律来凭借政府行为,从而将市场这一自由主义治理术的自我限制原则,变成了与政府对立的原则,市场变成了审判政府的经济法庭。通过把市场经济分析用于解释所有非商品关系、所有社会现象以及一切政治行动,美国新自由主义完成了经济与社会、政治关系的倒置,导致资本僭越了国家。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美国新自由主义将经济人解释为受不可化约、不可转让的利益原则支配的主体,将所有经济、社会和政治行动者的行为,都解释为利益主体受制于看不见的手的经济行为,将经济与政治场域隔离开来。[39]经济人不是通过自由、灵魂与身体的对立或追溯原罪意识而形成的,而是按照既不可化约又不可转让的选择原则即利益来行动的个体。经济人就是一个利益主体而非权利主体,利益本身从不要求个体放弃,它是一种利己主义的、没有任何超越性的直接增殖机制,每个人的意志都自发地做出利己主义的选择,又仿佛无意识地与他人的意志和利益协调、为他人生产利益,每个人都处于双重的不自主、不明确和不可总计的状态之中。因此,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决定了它看不见总体经济布局,它不该也无法追求集体利益,只能作为利益主体,出于利己的考虑,进行成本收益的算计。君主的理性也是有限的,它也看不见经济的总体进程,因为看不见,所以无知,君主应该对经济世界放任自由。看不见的手自发地整合各种利益,放任利益主体自发调节,将政治和经济君主隔绝于经济场域之外,拒绝一切干预。因此,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无君主、无上帝、无神论和无主体性的科学,经济人是经济世界的理性孤岛,逐利成为唯一的理性。[40]秉持自生自发自我调节的市场乌托邦观念的新自由主义成为美国的新公民宗教,卡尔·波兰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美国称为市场社会立国的国家。[41]

概言之,如果说德国秩序自由主义路径意味着自由主义试图告别自由放任,但随着经济的正当性取代历史和法律的正当性,国家最终被置于市场之下,市场在国家之上,用法治约束着国家,国家只能在法律之下,小心翼翼又尽心尽力地构建市场,干预市场机制运行的条件,维护企业社会。那么,美国新自由主义路径就意味着自由主义重新回到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将经济人视为时刻计算着自身人力资本的成本收益流的企业家和不可化约、不可转让的利益主体,将经济世界视为经济人看不见、政治世界无法看清因而不得干预的独立王国,从而重新拥抱放任自由,将自由机制置于安全机制不得干预的超然地位,经济的正当性不仅取代了历史的正当性,而且取代了社会和政治的正当性,还嵌入了法律的正当性。美国新自由主义将放任自由原则重新嵌入自由主义治理术,推动自由主义治理术达至其自身发展所能及的顶点,全球化资本主义的霸权增殖原则取代了新政自由主义,主导着晚近四五十年来盎格鲁国家的内外政策。

 

 

 

20世纪70年代直至去世,福柯在法兰西学院发表了一系列课程演讲,对于福柯在其中的思想变化,学术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看法。[42]一是强调福柯从早期的后结构主义权力分析转向了对自我发现、真实性和主体性的审美和伦理分析。二是认为福柯变成了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盖瑞·贝克就主张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分析非常准确[43]。三是主张福柯晚年思想转向的不是新自由主义,而是作为治理术而非意识形态或国家形态的(新)自由主义[44],由此形成了颇具影响的福柯路径的意大利学派,代表人物包括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和罗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等人,本文的分析也表明,第三种看法更贴近福柯本人的思想。

 

不过,本文对福柯晚年的思想转向也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在福柯那里,新自由主义与生命政治并非两种不同的治理理性,二者统合于在政治经济学中生发,并试图解决自由与安全悖论的自由主义治理术。政治经济学不是财富的科学,而是政治的治理术,作为治理术的自由主义突破了重商主义的束缚,在重农主义中萌生,在德国秩序自由主义中转型,在美国新自由主义中达至其自身发展的顶点[45],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全球战略[46]、全球化资本主义支配世界的霸权原则[47]以及当代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催化剂。

但是,政治经济学不仅是自由主义治理术的质料,更是确保自由主义能够不断自我限制的治理术,自我限制的可能性在于,接受政治世界看不见从而不得干预的竞争机制和不可化约、不可转让的利益机制所定义的自由,同时,为了防止这种利己主义导向的利益机制的反噬,自由主义治理术又将生命政治作为自己的安全配置。因此,我们总是过度治理我们又总是需要治理,这一自由主义所处理的现代西方社会的悖论,也就是自由主义治理术所内在的自由与安全的悖论:我们总是希望自由我们又总是需要安全。一方面,治理术无时不刻不在消耗进而需要生产受利益机制支配的自由,另一方面,要生产这种自由,又需要管理和组织自由及其赖以存在的条件,即建立基于限制、控制、强制以及威胁的义务,防止利益机制危及个体和集体,这样才能确保安全。

利益机制支撑着自由主义治理术的自由因素,并导致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日益加剧,同时,为了阻止自身因此走向衰亡,生命政治成为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安全配置,传统的社会控制、最低收入保障,新兴的全民基本收入,新冠危机下的失业救济和生活救助,都是这种人口的安全机制,但它们不会触动在政治影响力、社会财富分配、教育医疗养老等核心公共资源配置上展开无限利益竞争的自由机制,恰恰相反,安全机制本质上并不是人口的安全机制,而是利益竞争机制所定义的自由机制的安全机制。因此,晚近三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的反常存续,只是意味着,沦为全球化资本新身体的新自由主义国家,再次将其内在的自由与安全悖论束之高阁,为了保全利己主义的利益竞争所定义的自由机制,为了全球化资本主义的霸权增殖,而更加依赖生命政治所定义的人口安全机制,更加依赖生命政治所包含的种族主义来决定内外政策,这加深而非缓解了现代西方社会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内在危机。

 



[1] 新自由主义的兴衰,参见[]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四卷):全球化(1945-2011)》,郭忠华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167-228405-451页。

[2] Mavelli, Luca. “Governing the resilience of neoliberalism through bio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3.3 (2017): 489-512.

[3] Lemm V and Vatter M, Introduction., In: Lemm V and Vatter M (eds) The Government of Life: Foucault, Biopolitics, and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13.

[4]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第51-64页。

[5] 福柯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参见张旭:福柯在中国:1989-2019”,《跨文化研究》总第8辑(2020年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60-103页。

[6] Foucault, Michel, 1926-1984.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5-76. New York: Picador, 2003, pp. 239-263.

[7] []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英文版参见Foucault, Michel,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78, Springer, 2007

[8] 福柯治理术思想的学术影响,参见Graham Burchell, 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 eds,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with Two Lectures by and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9] []米歇尔·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赵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英文版参见Foucault, Michel, Arnold I. Davidson, and Graham Burchell,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Springer, 2008

[10] 侧重福柯生命政治理论的讨论,参见张一兵:生命政治学与现代权力治理术,《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第4-13页;蓝江:生产与治理: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政治学,《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第17-24页;刘冰菁: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的诞生,《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12期,第77-85页。侧重福柯治理术理论的讨论,参见李乾坤:生命政治与犬儒主义:福柯对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批判,《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4期,第10-19页;翁寒冰:福柯的治理范式及其方法论启示,《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第13-18页。

[11] 福柯对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批判性,参见[]乔弗鲁瓦··拉加斯纳里:《福柯的最后一课: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治》,潘培庆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24页。

[12] 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第11-18页。

[13]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第3-443页;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第302页。

[14] 重商主义对主权的依赖,参见:[]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从开端到1760年的权力史》,刘北城、李少军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582-583页。

[15] 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第15-18页。

[16] 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第86-87页。

[17] 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第74-93页。

[18] 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第90-91页。

[19] 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第31-62页。

[20] 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第8191-92100204260283页。

[21] 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第306-319页。

[22]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第8-11页。

[23]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第12-16页。

[24]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第18-24页。

[25]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第37-51页。

[26]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三卷):全球诸帝国与革命(1890-1945)》,郭台辉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70-75页。

[27]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第65-66页。

[28]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第67-91页。

[29]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第101-104页。

[30]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第116-118页。

[31]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第128-129页。

[32]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第67-69页。

[33] Lippmann, Walter. The Good Societ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38.

[34]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第130-158页。

[35] 德国秩序自由主义与美国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哲学关联,参见[]马丁·杰伊:新自由主义想象与理性空间,《哲学分析》,李斌译,201312月第4卷第6期,第104-194页。

[36]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第171-194页。

[37]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第198-206页。

[38]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第214-216页。

[39]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第224240-246页。

[40]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第246-252259页。

[41]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刚、刘阳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第229-242页。

[42] Nealon, Jeffrey T.Foucault beyond Foucault: Power and its Intensifications since 198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17.

[43] 主张福柯并未批评新自由主义的相关研究,参见Behrent, Michael C., Liberalism without Humanism: Michel Foucault and the Free-Market Creed.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6(3) (2009), pp. 539-568.; 主张福柯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的相关研究,参见Miller, Neal. “Critique and Neoliberalism in Michel Foucault” (2018).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 Social Sciences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259. https://via.library.depaul.edu/etd/259.

[44] 参见COTOI, Călin. Neoliberalism: a Foucauldian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Research, Volume 1, Issue 2, June 2011, pp. 109-124;以及Mitchell, Dean. Rethinking neoliberalism.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4; 50(2):150-163.

[45]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第274-275页。

[46] 同上,第149-150页。

[47]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兴起(1760-1914)》,陈海宏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44-45页。


友情链接

邮箱:cjpe2013@163.com 邮编:200433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国权路600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微信关注我们

版权所有:归政治经济学40人网站所有 备案号: 浙备280445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