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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勒姆·沃德、曼努埃尔·奥尔伯斯丨“地租这个烂摊子”:地租理论的意义何在?
时间:2022-03-06 09:33:48    来源:《政治经济学报》第22卷    作者:卡勒姆·沃德、曼努埃尔·奥尔伯斯    浏览量:330

“地租这个烂摊子”:地租理论的意义何在?

 

卡勒姆·沃德   曼努埃尔·奥尔伯斯

余超译

李怡乐 龚剑 张云鹏校

 

摘要:在这个关于地租的虚拟特刊的介绍中,我们梳理了地租理论史,涵盖了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边际主义转向和随后城市经济学的基础,以及聚焦地理学空间转向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学派对地租理论的共识。然后,我们概述了上述共识破裂后发展起来的一些当代理论流派,即以资本转换、各种类型的制度主义和租差理论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进路。通过文献综述,我们提供了一个批判性的城市政治经济学视角和一组特殊的观点:第一,土地与资本不同,它作为具有独特属性的生产要素,需要单独的理论;第二,20世纪70 年代以来,围绕地租和城市的共识消失了,持批判观点的文献倾向于把租金为何/何以存在视为理所当然,忽略了由于土地特性而产生的租金的特殊动态。在“人类世”和“全球城市化”的讨论中,令人惊讶的是,资本主义地理重塑的经济支点完全在议程之外。现在是时候将地租带回到对土地、城市和资本主义的分析当中了。

关键词:大卫·哈维;地租;土地租金;城市经济学;城市政治经济学

    原文出处:Callun Ward and Maneul Aalbers“Virtual special issue editorial essay: ‘The shitty rent business’: What’s the point of land rent theory?”, Urban Studies,2016, Vol 53(9).

    译校者注:本文专门将land rent翻译为土地租金,以区分于ground rent所对应的地租。为与《资本论》中译本对地租理论的通常表述保持一致,仍将本文中出现的land rent theory统一翻译为地租理论

    作者简介:卡勒姆·沃德(Callun Ward),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城市规划与地理研究员;曼努埃尔·奥尔伯斯(Maneul Aalbers),比利时鲁汶大学地理与旅游系教授。

余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怡乐,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龚剑,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张云鹏,比利时鲁汶大学地理与旅游系研究员。 

    来源:《政治经济学报》第22




 

现在我终于顺便把地租这个烂摊子清理出来了……很久以来,我就怀疑李嘉图的学说是否完全正确,现在我终于揭穿了骗局。(马克思,致恩格斯,[1860-1864]1985380[1]

引言

在一封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讲述了家庭贫困的痛苦,并说明地租理论不容乐观的理由,宣布他“终于能够理清地租这个烂摊子”。人们不会将一个陷入绝望的人当做救主,然而随后一个世纪的经济思想表明,地租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含混和冲突始终存在,除了作为城市经济学家模型中一组传承的假设,或部分马克思主义者特殊分析方法的探索性步骤,如今这个话题在社会科学中基本上被忽视。

这并不是说围绕地租的问题已经消失了。它们是当代城市研究中许多重要议题的核心,例如土地金融化、房价变化、城市基础设施治理、土地掠夺、驱逐、绅士化以及红线[2]等等,不一而足。然而,即使对这些问题的兴趣日益浓厚,它们的政治经济学核心——地租——已经被黑箱化,因为许多研究者要么通常远离政治经济学方法,要么在激烈的、深奥的辩论中几乎没有发现地租理论的适用性。这期虚拟特刊的目的是澄清地租理论存在的理由,并鼓励大家围绕其用途展开辩论。

首先,关于术语的定义。土地租金(Land rent)是“为了获得土地及其附属物的使用权,而支付给地主的款项”(Harvey, [1982] 2006: 331)。这个定义指的是支付的总租金。地租(Ground rent)是为使用土地而支付的总租金减去为使用土地上的固定资本(建筑物和其他附属物)而支付的租金。这一区分本身对我们的讨论并不重要,我们可以互换使用这些术语,但准确地说,关于租金理论的讨论与地租有关,因为提供给建筑物及其附属物的部分通常被认为是所投资本的直接回报。同样,土地价值和土地市场也属于地租理论的适用范围,因为土地价值被认为是其未来(通常是二三十年)地租价值贴现的结果。因此,地租被视为租户支付的合同租金和土地购买价格的主要决定因素。

新古典地租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以及一定程度上自“空间转向”(spatial turn) 以来的地理学方法,都集中在土地价格的空间差异上。然而,地租理论的首要功能不是这个,而是解释地租存在的根本问题:为什么土地要求很高的价值,其中最大的部分不能归功于劳动或者资本投资的利息,而是归结到似乎不存在的东西?解释这种支付的尝试也会遇到相应的问题,其中包括空间差异。海依拉对这个话题做出了经典评论,她认为地租理论涉及以下三个难题中的一个或多个:

1)地租(的实质)是如何产生的?

2)地租的代理人是谁或者是什么,他们的行为模式和相互的社会关系是怎样的,例如,谁收取地租?

3)地租的经济作用是什么,例如,它在积累和协调中的作用是什么(Haila1990276)?

在我们看来,这些问题本身就足够重要,足以证明对地租理论的探究是合理的。然而,自海依拉提出这一框架并呼吁现代地租理论之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地租理论呈现出被忽略的趋势,只偶有批判性学者呼吁这一理论的复兴(Anderson2014Haila2015Harvey2010140-183Jäger,2003Park2014)。或许还有待证明的,不仅这些问题本身是重要的,现存的地租理论在回答这些问题时的效力,以及这些回答在理解资本主义地理方面的解释力同样重要。

在这个关于地租的虚拟特刊介绍中,我们概述了地租理论的历史,包括: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边际主义转向和城市经济学的基础;以及地理学的空间转向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的复兴。然后,我们概述了自从这种共识破裂后发展起来的一些批判性理论流派,即以资本转换、各种类型的制度主义和租差理论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进路。

我们提供了关于该主题的批判性的城市政治经济学观点,强调了阻碍形成一个完整的政治经济学地租理论的三个问题。第一,近期的批判性文献倾向于忽略海依拉的第一个问题,即地租的产生,而只关注海依拉的第二个问题,即地租参与者的性质和运行。由于没有质疑我们为什么支付地租,并且忽略了土地特性赋予它的特定地租动态,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当代的批判性文献有可能混淆土地和资本,而这种混淆又是资本主义城市诸多矛盾的根源(Harvey[1982] 2006)。我们需要通过建立关于地租概念和作为主要生产要素的土地的特征的稳健性理论,来解决这一问题。第二,关于地租的批判性文献回避了竞租函数(bid-rent)的理论化,但这样做失去了建立非功能主义土地市场理论及其在资本主义空间协调中的作用的概念基础。第三,“绝对地租”在文献中被否定,但是它应该成为批判性垄断理论的基础,事实上,作为仅仅通过暴力维护财产权或阶级地位而产生的租金形式,这一概念不仅应该得到恢复,而且还需要从对土地的分析扩展至对一个充斥着分配冲突的汲取性金融资本主义的分析。

问题的根源:古典地租理论

法国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Smith,[1776] 1982)认为,地租是为自然本身贡献的价值而支付的价格。然而,坚持土地是价值的来源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盛行的劳动价值论不兼容。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经济价值取决于生产它所需要花费的劳动量。根据这一理论,土地本身不具有价值,因为它是永久性的,不需要劳动来生产。李嘉图 Ricardo,[1817] 2004)的解决方案是使用“级差地租”的概念将地租理论与劳动价值论协调一致。

级差地租的概念由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 [1777] 1984; Clark, 1988: 21) 最早提出,他认为地租源于土壤肥力的差异,后者决定了使用特定地块的农民的利润率。地主的地租是她对因使用她的土地而获得超过其他土地的超额利润的索求。因此,级差地租仅仅是一种利润的再分配(地租是“一种巧妙的设计,用于将不同肥沃程度和位置环境中提取的利润平均化”(安德森,引自克拉克,198822))。因此,如果不收取地租,商品的价格将不受影响,佃农就不必分享她的利润。

对李嘉图来说,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因此所有地租都是级差地租。肥沃程度是自然的一个特征,只有当它作为生产商品所必需劳动量的影响因素时,才具有经济价值。级差地租源于特定地块相对于劣质地块的优势,李嘉图认为地租取决于耕种边际土地的肥力——即正在使用的利润最低的土地(使用的土地数量由需求决定)。这种边际土地本身不要求地租,而是形成一种基准线:任何高于其肥力的土地具有的生产力所产生的额外产品被地主拿走,以此作为农民获得土地的条件。李嘉图的理论可以被视为关于地租的最完善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解释,并且是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两个主要研究进路的出发点。

马克思的地租理论

马克思重新阐述了劳动价值论,并为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引入了两项重要创新。在价值理论中,他认为决定商品价值的不是创造特定商品的劳动,而是整个社会生产该商品或类似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当前技术和社会条件下生产某商品所需的平均劳动时间。

这种重构的劳动价值理论推动了马克思对李嘉图地租理论的第一项创新:不再需要将无地租的边际土地作为级差地租的基准线,而是将级差地租理解为对高于社会决定的可接受的土地利润率水平而收取的费用(Ball1977Fine1979)。因此,马克思理论中的级差地租并不纯粹是技术性的或非历史性的,而是取决于当时社会经济关系的具体特征。(Haila1990283)。

第二项创新是引入垄断地租理论。李嘉图反对斯密关于地租是价格的决定因素的观点,而是认为所有的地租都是级差地租,因此只是利润的转移。然而,马克思在他的地租理论中重新引入了垄断定价理论:(a)允许存在“自然”垄断(Ramirez2009),某物品不可避免的稀缺性意味着其价格仅受有效需求的限制; b)主张存在“绝对地租”,食利者阶级本身的存在所施加的障碍就是租金的来源。

论证的一般逻辑是解释地租的存在如何与劳动价值论相一致,并推论出形成这种一致性所必须具备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可以区分两类地租:级差地租,地主索取的源于使用其土地的竞争优势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因此它是基于利润分配的地租,无论如何它都会存在并且不影响最终商品的价格;垄断地租,基于对竞争的阻碍,它会进入生产成本并影响商品的价格。

这些地租进一步细分为:两类级差地租 (DR)和两类垄断地租。两类级差地租包含DR1DR2DR1也称作“外延地租”,源于土地现有特征导致的生产率提高。DR2也称作“内涵地租”,源于对土地进行投资而导致的生产率提高。两类垄断地租的区别在于“地租源于产品或土壤自身的垄断价格,还是产品的垄断价格源于地租的存在”(Marx[1894] 1981910),第一种是垄断地租,其中对竞争的阻碍源于土地的某些自然特征使其供应量有限,第二种是绝对垄断地租,其中对竞争的阻碍源于食利者阶级自身的存在(见表1)。必须明确的是,不同形式的地租可能同时起作用,并且在经验上无法区分,因为实际地租按照租赁合同谈判(在每年出租的情况下)和竞租过程(在购买土地的情况下)所确定的价格支付。

1:级差、垄断和绝对地租

级差形式

描述

举例

级差地租I

 

 

地租来源于土地的某些特征所带来的生产力提升

经典例子:土地的肥沃程度

现代例子:阿隆索—穆斯模型所描述的,与工作场所/市场的距离

级差地租II

地租来源于对土地的投资所带来的生产力提升

经典例子:提高土地肥力的投资

现代例子:一个商场投资于基础设施和服务以保证租户获得更多客户(Lamarch1976

垄断形式



垄断地租

地租来源于商品的某些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特征,地租仅受有效需求的限制

经典例子:特定酒庄的优质葡萄酒

现代例子:唯一可行的收费公路,毕加索画作的销售(Harvey2012

绝对地租

地租来源于土地所有者阶级为资本或者消费者进入设置的阻碍,可以采取的方式有:

1)   设置保留价格使土地供给不足;

2)   土地所有者之间协调一致、类似卡特尔的行动以限制竞争以及(或者)剥削消费者

经典例子:地主阶级阻碍资本进入农业和利润率平均化过程,从而维持较高的地租

现代例子:1)地主保留空置住房,而不是在亏损的情况下将它租出去;

2)尽管具有可替代性,却通过法令来保护或者创造垄断,例如法国香槟地区的葡萄酒品牌保护(Harvey2012;89-112

 

此外,地租的基础是某个阶级对地球特定部分的垄断,并要求从土地的使用中获取报酬,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每种地租都是绝对地租:它只是私有财产在土地上的运用,地主阶级索求一定比例的利润从而使得地租存在,埃文斯(Evans1999)试图通过“最低租金”的概念将其转化为主流经济理论的一部分。这是作为“保留价格”的绝对地租概念。然而,虽然这种阶级垄断是租金的必要前提,但不足以解释如何达到或超过最低租金——垄断本身并不创造价值。这就是地租的概念所描述的:在一组条件(以及包含相应的社会关系)下,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地租可能高于最低租金。

马克思在这个主题上的大部分工作都集中于建立与他的价值理论相一致的地租理论。因此,伴随以劳动价值理论向边际价值理论转变为中心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的转向,租金理论陷入长期沉寂,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在一个以快速和大规模城市化、郊区化为特征的世纪中,农业问题不再那么重要,直到 20世纪50 年代,人们才努力地将农业地租理论运用于城市环境。我们现在转向价值理论的边际革命,以及随后尝试运用经济学工具理解城市土地使用的文献。

边际主义转向

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来说,劳动价值论被视作核心,因为竞争将商品的价值推向生产成本,从长远来看,整个经济中(竞争受到阻碍并出现垄断租金的情况除外)商品价格的决定因素是它们所包含的劳动价值(这里的价格不是理解为与价值始终相等 ,而是围绕它变化,两者在长期中的均值大致相等)。这符合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议程,它将生产和资本积累的过程作为分析的起点,重点关注经济活动的社会特征(Mandel1962)。

相比之下,新古典经济学家将一些外生决定的生产要素的既定供给与需求视作自变量,因此“经济学的问题是寻找使得生产要素在各种竞争性用途中被用于最优结果的条件”(Blaug1985295)。在创造最大满足感(效用)的意义上,这些结果是最佳的,并且价值不是由效用的强度或绝对值决定的(因此面包比钻石更有价值),而是由得到完全满足时最后一单位产品的效用即“边际效用” 来决定(Mandel1962)。在此原则的基础上,可以构建效用曲线来证明均衡点,即资源配置的供需平衡且效用最大化的点。

随着 20 世纪宏观经济学和制度主义方法的出现,纯粹微观经济学的新古典范式无法保持对经济学的完全霸权,但其对价值的边际主义认识将价值理论的视角从“客观”(即被生产成本决定)转变到主观,从国家财富的长期视角转变到抽象的、非历史性的数学建模。因此,“经济学第一次真正成为研究既定目标与具有替代用途的稀缺资源之间关系的科学”(Blaug1985295)。

在边际主义价值理论成为主流的情况下,困扰大部分古典地租理论的问题——如何解释支付给地主的价值无法与产品中的任何劳动相对应——就消失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再需要地租理论。尽管表面上看起来相反,但是决定地租的基本原则相对简单,正如福德瓦瑞总结的那样:“特定品质土地的供给量和边际土地决定了地租,其效用等于生产率”(Foldvary 2008 11)。福德瓦瑞所采取的以边际土地作为衡量标准的李嘉图假设有待探讨,能否将效用与生产率的概念作为等价物也有待商榷,但他的基本原则适用于任何对地租的分析:一方面,地租是由特定类型的土地供给所决定,这种供给的稀缺性会产生垄断地租;另一方面,特定地块所带来的生产率和/或效用增加,会产生级差地租。当然,由于市场价值由产品的供给和购买它所带来的效用共同决定,因此土地与任何其他商品没有什么不同。关键的问题是,土地的定价过程是否像其他商品一样,抑或是它作为生产要素具有一些独特的特征,使其与众不同并且需要一个单独的理论。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土地被认为是大自然的免费赠与,因此被视作需要单独理论的一个主要生产要素。边际主义者开始质疑这一点,并开启了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消除古典经济学家对资本和土地的区分的重要辩论,这场辩论从来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延伸的评述可以参见:Blaug198579-83Clark198832-52Foldvary2008)。最终,至少在经济学家的范式中,被简化为一个供给弹性问题:一方面,主流经济学假设可以通过扩建基础设施、改变土地深度(向下挖掘或向上建筑)或用途等方式增加土地供给以响应市场需求(Blaug1985);另一方面,马歇尔等人觉得土地应该区别于一般的生产要素,认为土地具有独特性(因为很难找到特定品质土地的充足供给),由于变化的不可逆性和其他的路径依赖等原因而难以改作其他用途,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不能增加供给(Clark198832-52Marshall18931961430-432)。在这个专题特刊中,纳泽(Neutze 1987)概述了改变土地供给的一些既定问题,但也提出了未来土地使用(以及价值)的不确定性问题,这些是城市经济学中主流的静态模型难以解释的现象。

如果我们接受后一种观点,那么土地就不受边际主义模型诸多假设的约束,不能将土地视作一种对供求作出反应的普通资本类型,因此需要对土地市场的产生和动态变化有不同的理解。在主流经济学中,将土地等同于一种资本形式的观点比比皆是,但这似乎主要是出于数学上的便利,能够仅考虑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而不是基于任何有说服力的论证。对于我们而言,土地与资本不同,而这一差别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矛盾根源,这似乎很清晰。然而,通过假设土地完全响应供求变化,经济学家就可以很方便地构建土地市场的完全竞争模型并得到均衡解,如下一节中概述的阿隆索-穆斯模型。

杜能和阿隆索-穆斯模型

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理论只考虑了农业用地,因而没有考虑土地的竞争性用途,而地租的级差不是基于生产率的边际收益——这两点与边际主义理论存在根本性的不兼容。然而,该理论的核心逻辑“在形式上与边际生产率理论相同”(Blaug198579)。因此,主流经济学区位理论的发展是在改造李嘉图级差地租的过程中进行的,其基本假设被边际主义假设(边际效用曲线决定的竞争性使用转化为价格机制并产生均衡)所取代。事实上,经济学中区位理论的起点并非直接来自李嘉图,而是来自 19 世纪的德国地主冯·杜能,他修改了李嘉图的基本假设,使租金级差不依赖于最劣等土地上生产率的提高,而是到市场的距离和运输成本的函数。

杜能(Von Thünen1926)构建了一个农业土地使用的模型,通过假设每种农产品都有唯一的市场价格来为其土地定价。另外,假设每单位土地上的生产成本和农民所需的收入相同。每公顷土地的产品市场价格减去农民所需的收入和生产成本,就等于竞标地租与运输成本之和。因此,靠近市场的土地具有较低的运输成本和较高的竞标地租。就农民生产的农产品而言,土地的使用存在竞争性,某些产品(例如乳制品)需要运输到市场的时间比其他产品(例如谷物)更短。由此得到土地使用的同心环,人们通常称之为“杜能环”,它由劳恩哈特正式提出(Launhardt 1885; Blaug, 1985: 618; Shieh,2003),他制作了图 1来展示该模型中的租金梯度。

image.png


注释:该图的下部分面板通过绕原点旋转距离轴,将线性项转换为平面项,从而生成杜能的同心圆。

来源:Blaug1985619


虽然最早的边际分析模型的构建是基于农业土地的,但是土地和空间问题被主流经济学所忽视,这些问题主要留给了20世纪60 年代随着阿隆索的著作而出现的城市经济学学科。阿隆索(Alonso1964)的创新是在基于效用和空间均衡的新古典框架内,将杜能的农业土地使用模型转化为城市土地使用模型。和杜能一样,阿隆索假设存在一个中心节点,运输成本会随着人们远离中心而增加。此外,阿隆索还引入了替代和偏好变化的可能性。因此,一些用户愿意并且能够为中心土地支付比其他人更多的费用,这解释了典型的北美中央商务区 (CBD) 的位置,但是穷人可能生活在使用更密集的中心区域土地上,或者富人可能为了拥有更大面积的土地而选择住在更远的地方并支付更高的交通费用。穆斯(Muth1969)通过关注城市住房和假设区位成本/收益均衡的简化效用概念,完善了阿隆索对城市土地的分析,从而得到了阿隆索-穆斯模型。

在这个专题特刊中,斯皮维(Spivey 2008)代表了一些近期的城市经济学文献(也可参见:Lauridsen et al.2013Sexton et al.2012Verhetsel et al.2010),这篇文章在经验上运用了阿隆索-穆斯模型并且发现,尽管该模型简化了假设,但它描述了塑造城市形态的大致机制。基于这种方法的分析本质上是静态的——模型只能描述一个时点的特征,而非变化,因此,阿贝尔森(Abelson 1997)对城市地区发展变化的历史性分析才显得尤为出色。最后,批和韦克利(Phe & Wakely 2000)做了一个有趣的尝试,通过把地方意义和感知纳入假设来改进阿隆索—穆斯模型,使其更接近现实世界,并将由文化决定的影响区位价值的相关因素也纳入经济模型之中。

总之,杜能、阿隆索和他们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级差地租/边际效用是关键,而垄断,即便得到认可,也被视为异常现象,因此没有纳入他们的模型。杜能认为,地租是根据一个区位相较于最边缘区位的相对优势来支付的,例如,由于较低的运输成本、较高的肥力(李嘉图/马克思主义术语中的DR1),或由于农业生产中灌溉等土地改良所带来的成本差异(DR2)。如果创造更高生产率的成本低于地租的潜在增长,土地的生产率和土地价格就可以提高。阿隆索认为,不仅交通成本(DR1),而且土地使用的强度和修整土地以用于城市土地用途的成本差异(DR2)都是地租的来源。因此,级差地租/不同土地的边际效用代表一个区位的相对优势,它能够解释地租理论的一个重要地理问题:为什么存在土地价格的空间差异?作为一种近似机制,这在城市经济学的假设之外是有用的。如果我们拒绝空间均衡的假设,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地租视为不均衡发展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Smith1984175-205)。然而,随后对地租理论的批判性共识,建立在否定这种机制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主义复兴

海依拉(Haila1990)详细考察了非主流租金理论的短暂复兴和随后的衰落,也可以参见鲍尔等(Ball et al1985 )、克拉克(Clark1988)、帕克(Park2014 年)。鉴于此,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个总结性的概述,尝试解读海依拉的综述发表之后25年来的研究进展。根据海依拉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在哈维(Harvey1973)对城市经济学进行批判的影响下,非主流租金理论在20世纪70 年代产生了共识,然后随着这种共识被打破(以哈维(Harvey[1982] 2006)在《资本的限度》一书中对地租理论的重新阐释为标志),进入了过渡时期,随后由于地租理论共同框架的解体,80 年代中后期进入了“破裂”时期,研究者开始质疑地租理论的基础和作用。

共识

大卫·哈维的《社会正义与城市》(David Harvey 1973)是地理学从纯粹的定量方法到如今所谓“批判地理学”的总体转向的开创性文本。考虑到它在地租理论和人文地理学学科方面对城市经济学的开创性突破,我们收录了对该书的一篇评论(Pahl1974)。在这篇书评中,作者殷切希望哈维对城市经济学的批判能够动摇许多城市研究学者的理论共识,由此可见哈维对阿隆索-穆斯模型的批判在空间转向的萌芽阶段所发挥的核心作用以及对地理学学科的深远影响(Pahl197493)。

哈维对基于阿隆索-穆斯模型的研究方法的诘难主要集中在,它们未能考虑实际存在的城市地理的路径依赖以及权力关系(1973153-194)。通过将阶级和权力引入地租的争论,哈维等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超越简单的中心—外围地租模型,从而更全面地理解土地在城市政治中的核心作用,反之亦然。这意味着,解释土地使用变化的目标在于,理解而不是描述或预测阿隆索-穆斯模型中土地使用的变化。据此,将垄断地租和绝对地租作为权力关系加以关注,明确地反对通过竞争性市场实现最优结果和空间均衡的新古典主义假设。强调绝对地租的存在似乎是由这种反对意见所决定的:如果允许地租进入生产成本,那么这就破坏了价格机制可以实现均衡的假设。

出于对权力的关注,地主作为一个社会阶级以及他们作为寄生于资本积累的倾向也相应地得到重视(Massey & Catalano1978)。因此,哈维(Harvey1974)将绝对地租作为“阶级—垄断地租”运用于城市,其中土地所有者阶级与国家机构一起,一方面通过将土地排除在市场之外,另一方面创造土地使用的排他权,从而制造人为的稀缺性。类似地,在伊曼纽尔的垄断地租理论(另见 Emmanuel19721985)基础上,沃克尔(Walker 1974)试图将城市环境下的地租扩展为一种在交换和消费领域的垄断理论,将政府转移视为一种分配性租金的形式,并将绝对地租表示为一种保留价格,进而解释空置住房和供给不足现象的存在。因此在20世纪70 年代,以地租为中心的城市政治经济学的一项任务是推动人文地理学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但是在80 年代,地租理论的共同基础变得不太牢固。

破裂

将地租在资本主义中的作用加以概念化是复杂的。20世纪70 年代地理学的共识是遵循马克思的观点,即地主是封建主义的残余,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阻碍。然而在70 年代末和80 年代初,由于土地所有者越来越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并且对资本积累至关重要,人们重新评估土地所有者的作用(Braudel, [1979] 1992; Harvey, [1982] 2006; Scott, 1980;Haila1990)。此外,绝对租金概念意味着食利者阶级的权力创造了原本不存在的成本,这一概念因法因(Fine1979)等学者质疑在 19 世纪农业环境之外的适用性而被抛弃。鲍尔(Ball 1977)则认为级差地租——基于土地提供的生产力提高的地租——未得到应有重视。哈维(Harvey [1982] 2006)将这些不同方向的讨论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分析地租和土地所有者作用的新框架,认为地租对积累至关重要:(a)通过抽取因地理位置而产生的超额利润来保证资本家之间的竞争;(b)地主越来越多地将土地视作金融资产,他们会寻求提高土地的生产力以获取更多的级差地租,从而发挥重要的空间协调作用。

这开启了“破裂”时期(Haila1990),在此期间,围绕地租概念的一致性、适用性和定义的争论和混乱愈演愈烈。当然,承认级差地租的重要性是必要的和有洞察力的,正如承认绝对地租和垄断地租的界限一样。然而,重新调整这些概念的方式是不完整和含混的。

首先,即使将级差地租置于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的中心,仍然存在对边际主义方法的质疑,竞租函数也随之被有意回避。在《资本的限度》中,哈维承认级差地租对资本主义的生存能力和空间形式起着积极的协调作用,但他忽略了其中的中心机制(竞争性使用者出价使用土地的机制)以及试图解释该机制的主体理论(基于阿隆索-穆斯模型)。最终,这使得他认为土地所有者阶级的行为依赖功能主义(Kerr1996),并且由于未能分析竞租过程,将本应成为理论生成基础的关键机制黑箱化,因而无法形成更具一般性的马克思主义土地市场理论。

其次,基于否定绝对地租概念而放弃垄断地租的做法是令人疑惑的。在这里(Fine, 1979; Harvey, [1982] 2006),绝对地租的定义被理解为价值创造的动态,马克思用它来解释19 世纪农业中绝对地租的存在:土地所有者的阶级垄断制造了资本进入该行业的壁垒,从而限制竞争并导致更高的资本有机构成,产生更多的剩余价值。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上,许多人开始否定城市环境下存在绝对地租的可能性。

然而,将绝对地租定义为由于土地所有者能够创造更高的资本有机构成而产生的地租,是不必要的缩窄。马克思将绝对地租定义为这样一种情况,由于地租的存在,对竞争产生了某种阻碍,从而产生了垄断价格(Marx, [1894] 1981: 910)。 哈维在20世纪70 年代关于阶级垄断概念的研究表明,这种情况在现代城市环境下是可能的。但是,基于绝对地租概念的分析在被重新发现为“阶级—垄断地租”之前被长期忽视,既没有将它整合到更具一般性的地租理论中,也没有被看作绝对地租的一种形式, 学界对绝对租金定义混淆的程度令人困惑。(Aalbers2011Anderson2014Baxter2014Wyly et al.2009)。此外,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垄断理论的基础已经缺失,它本应该高度适用于解释现代经济体系中金融化的知识经济里遍布着虚拟商品的食利者的存在(Hardt2010Ramirez2009 Zeller2008)。

不论地租概念的确切定义是什么,如果人们承认地租会进入生产价格,那么空间均衡的新古典模型就是不一致的。同时,阿隆索-穆斯模型显然描述了级差地租塑造空间动态的一个关键机制。该模型缺少一种非主流的地租理论,后者可以使用阿隆索-穆斯模型的洞察,但是又了解该模型的局限性,并将它们置于受历史地理限制的社会竞争和不平衡发展的环境下;这种环境是由于路径依赖和垄断的存在而在社会、法律和政治上产生并且妥协的结果。虽然少数人尝试了这种综合性方法(Park2011Van Nuffel2005),但总体而言,秉承这一传统的理论未能解释土地市场的动态,而是依赖于不同版本、缺乏实证性政治经济分析的制度主义。

我们推测地租理论之所以衰落,部分地(也许主要地)是因为元理论的式微。20世纪80 年代见证了对结构主义的普遍否定、随之而来的“文化转向”和零散的方法论重建。地租理论与结构主义密切相关,并且是重建地理哲学的早期牺牲品。然而,虽然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经济学常因结构主义而受批判,但它们是对差异和变化持开放态度的理论。托帕洛夫(Topalov1984)分析了“应该”承担高地租的地区如何发展成为地租非常低甚至为负的被隔离且破旧的地区;史密斯(Smith 1979)分析了这个过程如何为社会和物理变化“准备”一些空间,这意味着地租的急剧增加;这些学者的研究目标是创造能够解释差异和变化的迭代关系理论,而不是认为潜在的结构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总能产生相同的结果。然而,地租理论试图为所有土地环境下的所有过程提供一个解释性框架所犯的稻草人谬误,将成为许多人否定它的理由。在本文的余下部分,我们将转向在这种否定之后出现的现代文献。

神奇的迂回

正如海依拉(Haila1990)所言,在这个分歧时期形成了两个主要阵营:一个由哈维领导的“法则”阵营,它试图推导出一般性的法则;一个由鲍尔领导的“具体”阵营,它主张描述地产开发的特定社会关系,而不是依赖于一个具有一般性的地租理论。根据他的观点,要考察“详细的历史情况,而不是提出某些宏大的一般性理论(Ball1985a86),鲍尔提倡一种“供应结构”方法,该方法将重点描述在给定环境下的代理人和他们的互动模式(Ball1998)。然而,他在拒绝“提出一个宏大的一般理论”之后继续说道:

尽管地租的影响取决于历史环境,但在那些时间点构建土地产权运行的条件仍然需要理论化;分析租金机制并评估其后果是该理论的一部分。 Ball1985a86

实际上,鲍尔强调地租只是了解土地市场和地产开发的一个方面。如此强调房地产市场的多样化和制度的重要性无疑是必要的,但鲍尔从这一点跳转到宣布城市地租理论的终结的理由则并不明确(Ball1985b504)。正如海依拉(Haila 1990: 285)指出的那样,“不言而喻,现实中的关系远不止抽象的租金关系”。此外,我们要补充的是,虽然地租的动态只是决定给定社会空间结果的一个方面,但它是我们知道的唯一一个我们可以在任何资本主义背景下找到的事物(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组特定的历史关系)和唯一一个构成一系列制约土地市场性质和存在的必要条件。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机械的或决定论的(实际上,它们对特定结果几乎没有预测能力),但肯定意味着它们是任何分析的关键组成部分。

鲍尔批判地租理论的基础是,将其驳斥为一种渴望能够在任何情况下解释一切的理论。海依拉(Haila 1990: 287)指出,这相当于驳斥将地租理论作为一种普适理论,而不是寻求适用于许多情况下普遍规律的一般理论。与此同时,海依拉认为地租理论的问题在于它似乎将其普遍性视为给定的,她认为任何此类普遍性都必须通过经验观察机制来加以证实。她发现土地所有者越来越倾向于将土地作为金融资产来对待,因为只要土地作为商品被动员起来,那么地主就会受到一般积累规律的约束,地租就具有空间协调的作用。哈维(Harvey [1982] 2006)最初假设了这种趋势,但海依拉与哈维不同,她认为不能从资本逻辑内部的假设趋势推导出理论,而是应该通过对土地所有者行为的描述进行实证研究。因此,与“在生产系统内解释地租”的“旧”地租理论相比,“新”地租理论取决于对“土地变成一种纯粹金融资产的趋势的存在、范围和意义的实证探索。”(Haila, 1990:270, 292)。

然而,克尔(Kerr 1996)认为鲍尔和海依拉都提供了循环论证的理论,因为他们关注房地产市场动态和参与者的偶然事件来解释地租,但是同时允许地租和寻租成为该动态的重要因素。克尔拒绝了海依拉所描述的旧的“僵化理论”和新租金理论之间存在“十字路口”的假设(Kerr 1996: 294),他顽皮地[3]提供了地租作为“神奇的迂回”的反面描述,因为鲍尔和海依拉的地租理论都“将土地所有者而不是资本积累和土地财产的资本主义使用者的活动,作为开始和结束,”(Kerr199680)。对地租代理人特征的唯一关注,导致关注土地所有者/房地产开发商对土地价格的影响,而没有将该分析与资本生产和流通的动态或土地使用联系起来。相比之下:

只有当地租理论承认房地产行业的动态不能解释地租,而是以地租的存在以及用户支付地租能力的变化作为前提,才能跳出同义反复。Kerr199682

这与我们对最近25 年地租文献的解读相一致,在这些文献中,在描述地租的各种参与者、他们的直接动机和社会关系的制度方法上出现了趋同,而没有对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地租本身进行任何相关分析。其结果是隐含地再现了经济学家否认土地与资本之间存在任何根本性区别的观点。在实践中,土地的租金收入确实被视为与资本一样的纯粹金融资产;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套复杂的制度、监管、社会文化、计算和政治实践。我们已经非常擅长在有关计算实践的文献中记录这些内容,但在这样做时往往没有注意地租与资本本身存在根本的不同;地租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产生并具有一组特殊的特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实践中将地租和资本相混淆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并以在社会空间配置中出现灾难性的市场“理性化”反弹而告终(Harvey[1982] 2006)。为了分析这种混淆,我们将实践中的矛盾再现为理论上的矛盾。

在本文的剩余部分中,我们将考察从这个“神奇的迂回”中衍生出来的重要的当代方法:城市政治经济传统中关注资本进入营建环境的“资本转换”方法;从一般的理论视角出发、但在某种程度上明确地专注于地租的组织和参与者的理论化作为其指导框架的制度方法;以及关于“租差”的文献,租差仍然是地租理论在当代最具一致性的应用。

资本转换方法

在这本虚拟特刊中,斯科特的文章被定位为地租理论发展的过渡阶段,它明确将自己置于城市政治经济学问题中,该问题“一开始就试图将城市化过程与商品生产的结构和动态联系起来”(Scott1982112)。虽然斯科特的作品在这些文献中有些特殊,因为它借鉴了斯拉法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但它具有海依拉所谓的“旧”地租理论的特征——它在生产系统中嵌入了地租和区位理论。正是对这种生产主义关注的日益拒斥,支持了她所谓的新地租理论(Haila1990290)的发展,该理论关注营建环境的投资流入。

这种拒斥与地理学的元理论变化交织在一起,由于关注生产被视为结构主义的一个特征:在越来越多的文献认为房地产具有与金融相关的内部动态而不从属于制造业的背景下,戈特德纳(Gottdeiner 1985 将结构主义理论应用于营建环境的发展是一个常见的检验标准(Aalbers2007Beauregard1994Feagin1987Gotham2002)。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房地产具有独立于制造业的自主动态的观点,并没有激发人们将地租作为一种区别于资本利润的概念进行探索。结果导致强调地产开发的偶然性实践的研究激增,而这些研究将地租分配过程的核心进行黑箱化处理,因此也破坏了在考察地租的动机和逻辑的特定环境之外,将他们的观点进行一般化的基础。

我们选择了两篇与这一传统相关的论文,第一篇来自布莱森(Bryson 1997),它与这些趋势相反,并为克尔(Kerr 1996,见上文)所呼吁的那种地租理论提供了证据。布莱森指出,一系列中介因素决定了供给是否以及如何对需求做出反应,并且就资本市场的力量来讲,投资者的要求是营建环境生产的重要决定因素(Bryson199714401442)。然而,他并没有指出这些因素独立于地租的变化。相反地,“建造什么以及建造地点取决于当前的租金水平和收益率,以及各种房地产开发和投资利益的行动、看法和动机”(Bryson19971445 ),而他对边际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实证分析正是基于这一点:投资者的要求与房地产开发商对租金机制的操纵相结合,以保证特定房地产的收益。这种方法与斯美特(Smet ,2015)最近试图在房价和地理限制经济收入的生产及流通之间建立联系的那种分析相结合,在没有决定论或生产论的前提下,可以构建将剩余价值生产的动态与地租流通联系在一起的理论。

在这类文献中选出的另一篇文章来自吉罗内等人(Guironmet et.al,2016),这篇文章概括了为什么用金融与房地产之间的联系来代替地租的分析是有问题的。他们驳斥了将城市土地作为金融资产的文献关注于租金最大化的做法(Charnock et.al2014Harvey[1982] 2006Kaika & Ruggiero2016Moulaert et.al2003),他们断言“在采用金融化概念作为影响所有土地所有者而不论他们的特征如何的一般过程时,这种方法未能充分考虑金融市场和投资者日益增长的重要性”(Guironnet et.al20161443)。我们认为,问题恰恰相反。他们认为金融化是一个影响所有土地所有者而不论他们的特征如何的均匀过程,这种观点忽略了上文回顾的主要研究内容,这些研究准确地强调了土地所有者特征的历史偶然性能够解释将土地视为金融资产的趋势以及将金融资本投入营建环境的相关转换。正如布莱森(Bryson 1997: 1456)所言,这些文献的核心问题是“在土地所有者的行为和地租扮演着一种控制城市土地市场运作的机制之间存在混淆”。

吉罗内等人不仅再现了这种混淆,而且通过将土地市场的动态作为投资者的主体性,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混淆。因此,在吉罗内等人看来,开发商对开发项目的地块提出了特殊要求以便于他们“根据市场情况取得预期利润”,并据“市场的深入了解”而要求获得特殊津贴;而投资者则要求本地营建环境具有某些特征,因为“这会影响转售和租赁流动性”(Guironnet et.al 201515-16);所有这些都证明了投资者的期望塑造了城市发展。他们的分析止步于如下事实——国际投资者及其在当地的中介形成对市场的预期并由此采取行动,而没有考虑他们的预期会对基于特定地块和特定土地市场的租金最大化策略做出反应。

结果,他们的分析看起来很像史密斯(Smith1996)指责布拉萨(Bourassa1993)的“激进唯心主义”。更合理的理解可能是,他们的方法接近于鲍尔(Ball 1998)所称的“冲突制度主义”的一种形式,作者的确在呼吁发展金融化的“供应结构”方法时表明了这种态度。然而,他们既没有定义概念,也没有在分析中运用它。这是关于资本进入营建环境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的一个例证,它没有对地租理论进行实证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并且开始趋向于一种特定的制度主义。

制度方法

马克思(Marx[1894] 1981)认为,国家制度对于创造租金的可能性至关重要,因为只有通过国家定义并维护产权,才可以垄断土地。制度方法对此提供的补充,在理论的形式化、在强制执行财产所有权之外拓展制度的作用、坚持财产制度及其实施的多样性等方面非常重要。然而,制度主义本身是一个宽泛的词汇,其概念常常模糊不清,并且不同的方法之间几乎没有共同的认识论或工具。正如鲍尔(Ball 1998)对英国财产制度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

关于制度主义方法,也许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它们对什么是制度以及制度理论应该拥有什么地位缺乏共识。鲍尔提出了两个主要定义:基于产权框架的“正式”定义(区分作为参与者的组织和作为规则的制度)和“非正式”定义,后者将产权发展的机构理解为制度(Ball19981502)。鲍尔基于该术语的通常含义而采用了非正式的定义,这似乎与他对“特定的”制度主义(他将“冲突制度主义”称为特定的制度主义)的批评相矛盾,因为他认为“那里没有制度以及如何研究它们的明确理论,而只是在临时的解释中描述了各种元素”(Ball19981506)。

事实上,正如他对供应结构方法的追求“本身不是一个完整的理论……而是关于如何检验制度及其作用的一系列陈述”(Ball19981514)。然而,这对鲍尔来说并不矛盾,因为他似乎满足于将制度理论作为其他理论的“螺栓”,因为在分析中包括制度会提供更大的解释力。这也是鲍尔的供应结构理论的设计初衷:以制度及其在调节供需方面的作用的理论为抓手,为其他理论提供支持(Ball2002)。除了鲍尔(Ball2003)本人对影响住房供给因素的研究,使用该框架的研究还比较少。这个专题特刊收录了吴缚龙(Wu 1998)将该框架应用于解释中国城市化的一篇文章。

这个虚拟特刊中的其他作者,例如李约瑟等人(Needham ta al. 2011)认为,制度主义的“螺栓”方法冒着将制度变成神灵下凡(deus ex machina)的风险,用它来解释与核心理论完全相反的实证结果。他们的研究引入了将制度简化为交易成本的新制度经济学,他们希望通过非正式定义的“旧制度方法”来构建一种能够将制度内生化于土地市场的理论。然而,他们在方法上坚持使用主流经济学的演绎和预测模型,并且在这种范式中发现他们无法构建考虑制度的一般市场理论,从而主张基于所考察的环境制定专门的理论。他们尝试构建一般理论的失败并不奇怪,因为他们试图将承认人为制度可以影响偏好的“旧”制度主义方法整合到假定偏好给定的新古典主义方法论中(Needham et al., 2011: 166)。

希利和巴雷特提供了一种更植根于政治经济学的制度主义,他们的框架试图“将制度分析传统的见解、城市土地市场运行的新古典主义分析、资本在营建环境中流动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结合起来”(Healey & Barrett199090)。然而,他们对地租的处理显示出对地租概念的混淆,这种混淆在上文所概述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同样很明显。简而言之,他们拒绝地租理论的适用性,并认为理解资本在营建环境中流动的方式,就是理解投资营建环境的金融机构(Healey & Barrett 199092-94),这一观点与吉罗内等人相似,其中的不足已在前文提出,此处不再赘述。尽管如此,他们的框架展示了关于地租和城市发展的综合方法的潜力。

尽管有些作者,例如盖伊和亨尼贝里(Guy & Henneberry 2000),对采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土地市场持有疑虑,而偏好机构为中心的制度主义方法。实际上,两者并不天然互斥。制度主义可以“螺栓”于主流经济学(Ball2002Guy & Henneberry2002Needham et al.2011),并且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土地和地租的制度方法可以说是波兰尼 (Polanyi[1944] 2002: 187) 的主题变体,即“土地是与人类制度密不可分的自然元素”。波兰尼认为土地是“虚构的” 商品,这意味着它只是通过社会构建而不是生产过程的结果才成为商品。因此,制度因素从根本上塑造了整个市场,并为土地所有者带来了相对独特的地位,因为他们在相关制度中的参与直接塑造了他们自己的商品的形式、内容和盈利能力。土地在制度上被构建成一种商品,从市场的观点来看该商品是一种具体的商品并且服从积累的一般规律,这两者之间没有根本的逻辑矛盾。

租差

租差(rent gap)的文献提供了一个综合的概念工具,根植于地租理论,租差被应用于解释城市现象,但令人惊奇的是,这一概念一直游离于更广泛的地租理论之外。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 1979)提出了租差概念以解释绅士化发生的地点和原因。他强调地租和房屋价值是构成房价的独立组成部分,并指出随着房屋老化——如果对它们的维护不足——房价、房屋价值和资本化地租都会下降,但潜在的地租保持稳定甚至上涨(假设更靠中心的地区有更高的地租,如果市区扩张,地租就会上涨)。史密斯将这种潜在的地租和资本化地租之间的差距称为“租差”。随着时间的推移,租差会扩大,直到它变得足够有利可图以吸引投资重新开发和/或重新评估土地,然后通过地产资本的行动来消除这种差距。在这种供给侧的解释中,绅士化代表了“资本而非人的回归城市运动”(Smith1979)。

租差理论能够有力地解释,地租的变化如何决定营建环境投资的地理位置和时间。20世纪80年代,史密斯对绅士化的解释开始在该主题的文献中占据主导地位,由于它忽略了需求侧的解释,这一框架也引起了一些批评(Hamnett & Randolph1984Ley1987)。布拉萨(Bourassa1993)认为,史密斯对两种形式地租(资本化地租和潜在地租)的区分,不能解释土地使用的位置或时间变化。对于布拉萨而言,地租的定义仅仅基于土地的当前使用情况,因此潜在租金的概念就不成立。在他的新古典主义解释中,只能区分“当前和潜在的、可行的土地用途,因为一旦对未来的预期发生变化而不需要等到土地使用方式发生变化,土地的租金和价值就会发生变化”(Bourassa 19931741)。也就是说,任何未来的潜在地租都是当前地租,因为资本化地租经过调整以反映土地的最佳用途而不是实际用途。

这种批评源于新古典主义方法论无法解释变化:它只是简单地假设最佳价格能够立即、自动地实现,而没有考虑土地的实际用途或者任何的信息和/或权力的不对称。史密斯认为,这相当于“一种以脱离偏好为中心的激进唯心主义”(1996 年:1201)。与此同时,克拉克(Clark 1995)指出布拉萨在一些技术细节上误解了租差理论,他还提供了与史密斯本意相比经过调整的租差表达,允许在土地使用发生变化之前的投机能够推高地租(见图2)。

image.png

注释:PLR代表潜在地租,CLR代表资本化地租,BV代表建筑价值。

来源:Clark2015)。

此外,正如克拉克和史密斯所指出的那样,租差理论并不是一种预测工具,而是一种解释工具,以解释“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绅士化的地理特征(Smith19961202)。布拉萨错误地将租差理论从更广泛的理论框架中分离出来,即“城市尺度上不均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不能脱离对营造环境的价值创造和攫取过程中所涉及的社会关系和权力斗争的理解”(Clark19951489)。

正是在这种基于特定社区视角的特殊性当中,我们发现了租差理论的局限性。 哈梅尔(Hammel1999)指出,在“潜在地租由都市尺度决定,资本化地租由社区尺度决定”的基础上,租差理论应该更加关注尺度。事实上,一系列需求侧因素和更一般的地租动态都被简化为“潜在地租”。关于后者,史密斯的导师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他本人在撰写《资本的极限》时深陷地租理论的范畴——以低估其研究生的努力而闻名(Slater2015),这可以说是在意料之中,租差与地租理论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同情而又很明显的隔阂。尽管租差理论家在研究不均衡发展时明确了租差与更一般的地租分析之间的联系(Clark1988;Smith,1984),但他们对尺度分析的特殊关注导致这两种理论之间缺乏整合。在这一背景下,特刊中布莱森(Bryson1997)的文章则显得尤为出色,他的文章同时运用了租差理论和地租机制作用来解释某一开发项目。

未来研究的挑战

总而言之,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具有独特的特征,使得它不同于一般的资本,并且需要一个地租理论。一方面,地租是由某种特定土地的供给决定,供给的稀缺性会产生垄断地租;另一方面,特定地块所提供的生产力和/或效用增加会产生级差地租。新古典主义模型很好地描述了城市环境中这些作为近似机制的级差地租,制度分析则很好地描述了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性和社会建构性;然而,随着持批判观点的文献与制度研究趋同,地租的产生被忽视了,因此对资本如何流经土地的解释变得站不住脚。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持批判观点的文献再现了主流经济学分析和投资者将土地视作金融资产的当代实践中都出现过的土地与资本之间的混淆,从而忽视了一个本该成为批判核心的关键矛盾。

我们认为,由于在“共识破裂”之后出现的三个主要问题,非主流地租理论已陷入崩塌状态(Haila1990)。我们在这里再次概述这三个问题,并提出了将地租恢复到分析中心的相关建议。

第一,在城市地租的讨论中,对地租理论应用的混淆以及对结构主义解释的拒绝,导致强调依情况而定的中介和代理因素而不是将分析与一般地租理论联系起来的研究方法增多。这是对通常很少关注中介因素的文献的重要改进。然而,在这种改进的过程中,理论家们未能将地租作为独立的经济概念,以区别于其制度构成(Ball1985b)、参与者类型(Haila1990),或者一般虚拟资本(Guironnet ea al.2016)。布莱森(Bryson 1997)试图将对所有这些重要性的强调与地租机制的动态结合起来,并且提供了一个替代这种“神奇的迂回”的例子。

第二,对以价格的现象形式(而不是潜在的价值动态)为中心的理论保留,意味着当马克思主义者承认级差地租在地租理论中占据中心地位时,他们很少关注竞租机制。这使得他们将土地所有者描述为阶级功能主义者,从而无法得出一个更一般的土地市场理论(Harvey[1982] 2006330-372)。因此,秉承这一传统的研究者并没有将他们的研究和宏观层面的分析以及土地市场理论联系起来,而是倾向于——正如鲍尔(Ball 1985a)所建议的那样——将地租概念作为一种政治启发式方法,从而用制度分析来揭示榨取性权力关系(Baxter2014Charnock et al.2014),或者完全混淆地租问题。竞租机制对于以一种避免陷入功能主义的方式理解土地市场至关重要,应该将它与权力、资本积累和随之而来的不平衡发展结合起来考虑。

第三,对绝对地租地位的不明确已经引起了混乱。这意味着即使在不可避免地要分析绝对地租的情况下,例如在使用阶级—垄断地租概念来理解城市房地产市场的情况下,也通常没有与更一般的租金动态理论相结合。最令人沮丧的是,绝对地租应该成为一般性的马克思主义垄断理论的基础,而对它的忽视已经削弱了将理论拓展至对土地的分析之外的潜在基础,在土地以外的情形下,食利者阶级的存在本身就创造了租金——例如,在利润依赖于知识产权的非物质商品以及整个经济体的金融化过程的条件下。事实上,只要我们接受许多新的“生产”实际上是对各种公地的圈占(Zeller2008),那么这种形式的租金就会成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概念。

在目前关于“人类世”和“全球城市化”的讨论中,令人惊讶的是,资本主义重塑地理学的经济学基础完全在议程之外。人们可以合理地预计,资本家和空间动态的相互作用以及他们通过租金关系的代谢作用将成为地理学和城市研究的核心。地租理论不仅需要分析农村土地的政治(Lefebvre, [1956] 2016)——尤其是现代的大规模土地掠夺问题——而且是城市政治经济学与更普遍的政治生态学这一新兴领域之间的关键联结(Andreucci et al.2017)。此外,如果上个世纪的挑战是将地租理论应用于城市环境,当代的挑战则是利用地租理论来解释越来越依赖于通过金融工具(海依拉(Haila2015)最近在房地产的背景下,将它理论化为“衍生租金”)、由产权强制执行的非物质商品,例如碳交易(Felli2014 年)和所谓的基于数字平台的“共享经济”不断地产生食利者收入的资本主义。相应地,当代的社会斗争越来越集中于这些新旧租金形式的存在和分配上。未来研究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但概念基础是存在的。我们是时候认真起来,将租金带回到土地、城市和资本主义的分析当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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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译本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51——译者注。

[2] 红线(redlining)指代系统性地因某一群体的特征(收入、种族等)而拒绝为他们提供服务(如贷款)——译者注。

[3] 似乎都提到了斯温顿小镇臭名昭著的、混乱和枯燥的神奇的迂回十字路口;以及20世纪90 年代中期英国日间电视节目表,其中十字路口是一出戏剧性的肥皂剧,神奇的迂回是一个荒谬的、在迷人的露天广场举行的儿童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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