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经济的统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系统辩证论述》总导言

总导言 General Introduction

A 本书的目的和大纲

总目标和大纲

经济学中的许多传统研究侧重于社会的某些方面，例如劳动市场或金融市场——通常抽象掉了国家及其政策。这本书的目的是系统地确定各种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制度和过程的相互联系和表现形式，这些关系、制度和过程是资本主义系统——即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国家——持续存在所必需的。这样，读者就可以大致了解资本主义系统的构成和运作。

任何科学，以及任何科学项目，都是从某些假定的事实和问题开始的。我将简要概述我的一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点的意义有限，因为科学研究的结果往往会产生超出其最初范围的影响和意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观察到的社会分化是：

•富人-穷人

•有权力者-无权力者

•受雇-失业

•令人满意的工作-令人不满的工作。

这引发了三个问题。首先，为什么资本主义系统的这些特点是持久的？它们是资本主义系统持续存在的条件吗？第二，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些条件如何与系统持续存在所需的其他条件联系起来？第三，这些条件实际的制度化如何决定了制度的实际运作，从而再生产了这些分化？简而言之，挑战在于理解资本主义系统。资本主义系统内外的自觉变革需要理解它——在这一点上，我是马克思的殷切的学生。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研究构成该系统的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我在这本书中采用的方法“系统辩证法”（见C节），非常适合于理解由许多相互依存的组成部分构成的复杂系统。

这本书的第一篇介绍了“资本主义经济”，第二篇介绍了“资本主义国家”。第三篇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的国际格局（international constellation）。第一篇各章和第二篇各章是有对应的。

本书的出发点：分化

正如我们将在下文的方法论C小节所看到的，本书的出发点（第一章的第一节）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提出了资本主义系统的一个普遍性（encompassing）概念，这一概念从根本上描述了问题域的特征。这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在家庭和企业之间的制度性分离（separation），我将其称为“分化（dissociation）”。这种分化本身并没有争议，事实上，许多主流的资本主义方法都是从这种分化开始的。这里的不同之处在于，我直接将资本主义的所有制（property）关系纳入其中：企业占有大部分土地，此外，他们还占有生产资料。

第一章的其余部分，乃至全书，都阐述了资本主义在其内部如何弥合这种分化，以及弥合的方式又常常如何产生出新的问题，并找到新的解决方案。

章节概要

如前所述，第一篇（第一章至第五章）概述了资本主义经济。

第一章从刚才提到的“分化”开始，然后确立的是，交易——依循“货币-价值维度”——如何构成对这一分化的初步“弥合”。这就产生了产品的商品化，从而企业的所有制也采取了货币形式的资本所有制。不过，最重要的是，它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劳动力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 of labour-capacity）。普遍化的劳动市场的存在，使资本主义区别于以往的生产方式。本章随后的重点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成熟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基于“货币-价值维度”进行的商品和劳动力的交易。我们将看到货币-价值维度如何渗透到生产活动本身（这又一次将资本主义与历史上所有先前的生产方式区分开来），以及生产剩余价值（或利润）以扩大资本如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1]。我们将看到劳动为什么以及如何是利润的唯一来源。（这个论点并不新鲜——例如，我们在亚当-斯密(1776年)对资本主义系统的分析中就能找到它）。我们也将发现，为什么企业仍然可以占有这些利润，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如何采取了由劳动生产资本的形式。

第二章首先概述了为了生产资本而进行的单向度的利润生产逻辑是“固有的”。这是通过利润的持续投资和资本的不断积累来实现的，其必然结果是经济增长。普遍化的资本积累有两个主要条件：一是利润不断增长，从而劳动力增长；二是货币数量-流量（quantity-flow of money）的不断增长。货币是由银行创造的，鉴于本章抽象掉了中央银行（这在第7章中介绍），货币不可避免地是由商业银行创造的（事实上，在有中央银行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我们将看到，对银行的持续货币创造和家庭领域劳动力的持续（再）创造加以调节，于资本主义系统是何等重要。到那时，我们就会发现，货币和劳动不仅是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也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弱点。货币和劳动力的创造过程和市场交换，不同于企业中的商品生产及其市场交换。关于劳动力，我们将看到，资本的持续积累需要持续的失业（对某些人来说这点也许是自相矛盾的）。

我们将进一步注意到，企业公司化（incorporation）的趋势促进了资本的持续积累。这带来了企业所有权和管理的分层形式。

第三章论证了银行提供给企业的初始融资是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银行融资是任何其他形式融资的前提（pre-condition）。只有在银行为企业投资和生产提供初始融资后，其他融资主体才能代替银行融资。因此，“投资”必须先于“储蓄”，储蓄首先是投资的“结果”。一旦这种储蓄产生，来自这些储蓄的其他形式的融资可以事后替代最初的银行融资。因此，这些其他形式的金融不可避免地“衍生”自银行金融。（这与主流经济理论相反，主流经济理论认为因果关系是另一种流动方式——储蓄被视为导致投资。这让我们无法解释货币流通数量将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增长）。最后，第三章说明了宏观经济支出如何影响生产的实现，进而影响资本的持续积累。

这就完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必要的“经济”（或经济内在的）“存在条件”。以下两章介绍它在企业的市场互动中（第4章）和在周期性过度积累和资本毁灭（第5章）中的含义和表现。

第四章是企业间市场互动的主要形式的论述：竞争、卡特尔形成、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oligopolisation and monopolisation）。（在叙述的这一阶段才引入这些现象，表明本书的研究方法与主流经济学的不同之处。后者通常从竞争的概念开始）。我们将看到生产技术，以及技术变革和创新的程度如何影响市场互动的形式。它还将表明，对于以竞争为主的部门，生产部门之间的动态（资本从一个部门流向另一个部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部门间平均利润率的均等化趋势。然而，这也将表明，在这些部门内，利润率往往是分层的。

第五章是第一篇的最后一章，概述了资本积累的周期性运动（商业周期）。本文将说明这是资本过度积累的结果，（在上升期）伴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这种过度积累通过消灭一部分已积累的资本以及裁员（在危机和经济衰退中）得到纠正；通过这种活动，利润率得以恢复。这种反复出现的过程所造成的大部分痛苦，都堆积在那些被迫失业的人身上。然而，同样的过度投资和生产能力丧失的反复过程损害了气候，破坏了所利用的自然资源。

该章的论述综合了前面的论述（包括上面的概述没有涉及的许多详细的方面）。在这一综合中，由于实际的经济现实不可避免地总是处于这种周期性运动的某个阶段（商业周期的一个阶段），该章中的论述阐述了先前论述（第1-4章）的具体存在方式。

到目前为止，本书显然涵盖了主流经济学所涉及的大部分材料，也事实上研究了所有主要的经济概念。然而，本书在内容和方法论上都有显著不同。由于在概念之间所设定的具体的相互联系，对于受过主流经济学教育的读者来说，会有一种方法论“转变”（shift），也会对经济科学产生不同的看法。

在这一点上，本书的方法论策略是探索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将“国家”抽象以描述资本主义经济。尽管这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有点奇怪，但是经济学家会明白，这就是大多数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横贯始终的方法。通观第1-5章，对经济制度和过程加以调节的必然性通常显而易见。在这些章节中，这种必要性通常是（含蓄或明确的）通过自我调节的方式来处理的，从而引出这种自我调节的局限性。然而，到第五章结束时，提出“国家”的必要性就不可避免了。

第二篇（第6-10章）明确了迄今为止仍然隐含的内容：即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而言，国家和经济政策的必然性。在这里，陈述的目的与先前的目的类似：确定资本主义系统持续存在所需的关系、制度和过程——只是现在才涉及到国家。这里提到的“国家”是一种制度上的持续存在，而不是指经常更迭的政府。[2]

第6章阐述了为什么资本主义系统不可避免地需要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出发点又是第一章中描述的“分化”。也就是资本主义系统的整体性概念，它在本质上刻画了该制度问题域的特征。虽然第1-3章阐述了它存在的“经济”条件，我们现在继续讨论其存在的政治法律条件。第一章（和第一篇所有的）论述都是以下述为前提，经济行为人有权按照所赋予的权利而行动。这些权利的核心是，第一，企业对大部分土地私有权的主张；第二，他们对生产资料而不仅仅是生产过程的私有权的主张；第三，他们对雇用劳工并将该劳工所产生的剩余价值（利润）据为己有权利的主张。国家作为一种特殊制度，为这些主张授予法定权利的形式。由于国家特别地授予了这些权利，所以被认定为“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构成了统一。国家对这些授予的权利的法律表述以及对这些权利的维护，需要法律结构，这些结构往往在各种方式上具有内在的冲突。这些在第6章中介绍。

第7章首先阐述了这些法律结构如何要求征税，而税收不可避免地凌驾于经济行为人的所有权主张之上——因此国家为此类主张的辩护必然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忽视这些所有权主张。其次是对国家行动范围的概述，它决定了在可行税收的限制下，国家可以做什么。后者是由资本积累的普遍活力（prevailing vigour）决定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活力不足以满足国家必要的行动范围，必须提高这种活力，从而进一步为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创造条件。

本章的主体部分包括这些条件的论述：货币和金融机构的监管；劳动市场和公共教育的监管；以及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参与。本章还阐述了为什么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是不可避免的，以及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系统也是如此。

第8章是关于国家活动（如第6章和第7章所述）的论述，涉及国家的货币支出及其财政。与第三章的论述类似，本文展示了国家的宏观经济支出如何影响生产和生产的有效性，从而促进资本的持续积累。该章关注的一个主要领域是各种税收形式（企业、资本所有者、劳动）及其相关税率，以及它们对企业净利润和更广泛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影响。

类似于第一篇前三章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内在“存在条件”的论述，第八章完成了对国家立法的论述，监管和税收框架是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国家自身以及资本主义系统的必要“存在条件”。以下两章介绍了国家在推动竞争方面的“表现”（第9章），以及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总体影响（第10章）。

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市场互动模式及其互动结果需要一个约束框架，第9章具体展示了国家所推行的约束框架。第一种约束是一般性的：国家以“竞争政策”的形式，将它对“适当”的竞争互动的观点施加给企业和银行。第二种约束是导致（潜在的）普遍的价格通缩和停滞的竞争格局（competitive constellation），因此国家采取货币政策，从而产生“爬行的通货膨胀”。第三种约束与一种现象有关，这种现象在2007/08年金融危机的出现后才有所缓解，即企业，尤其是银行，已经“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因此国家被迫对这些企业的运作施加（高度冲突的）限制。

第10章阐述了国家影响力的三种主要表现形式——这在第6-9章的论述中有所体现。首先，尽管资本积累必然表现在周期性运动中（第5章），但国家支出的程度影响这些周期的振幅程度（结构上增加的支出缓和了振幅）。第二，它将表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动态，一旦有了国家的必要调节（第7章），必然导致调节的数量增加，而且导致调节的复杂性也日益增加。第三，它将概述为什么增加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增加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是不可避免的。

该章的结论是，即使“大到不能倒”的银行和环境破坏这两个主要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同样是通过复杂的调节），不断增加的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和不断增加的调节的数量和复杂性对资本主义系统来说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三篇（第11章）介绍了资本主义系统存在的国际模式。同第4-5章和第9-10章一样，该章并没有阐述资本主义系统的存在条件，而是它的表现形式。它着重于国际经济关系的两种主要形式：国际贸易和资本的国际转移，这两种形式表现为生产的国际迁移（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f production）。国际贸易与国家内部的区域专业化和交易并无本质区别。然而，生产的国际迁移的影响可能是深远的（当我完成本书的文字稿时，这种迁移的规模还不大）。在这种转移不受限制的情况下，它引发了一种相辅相成的组合：一方面逐步走向平均工资结构的国际趋同，另一方面逐步发展为世界范围内类似的调节结构。本章阐述了与这些运动相关的各种利益冲突。

B 思想的传承

由于这本书涵盖了广泛的主题，所以不可能回顾所有关于这些主题的现有文献。相反，参考文献主要出于致敬和致谢（tributes and acknowledgements）。因此，就我置身其中的学术传承提出几点说明是恰当的。像大多数当代经济学家一样，我受过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教育。由于感到不满，我逐渐熟悉了马克思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后来的后凯恩斯主义和制度主义理论。因此，在正统教育背景之后，我成了现在所谓的异端经济学家，我基本上植根于异端理论，尽管这个标签可能太宽泛了。

马克思（1818-1883）和黑格尔（1770-1831）在某种程度上是我的主要辩论伙伴，我与他们有着不断的思想对话。仔细研究一位或两位伟大的思想家有很大的好处。通常，对这些伟大思想家的研究始于对他们目标的某种尊重，但一旦一个人能够批判性地反思这些理论内容（反思视内容而定）——看到每个作者的局限性和不足，仍然从中吸取教训——那么，他与这些思想家的关系就成熟了。

黑格尔和马克思也创造了社会科学系统辩证法，即本书所采用的方法的主要范例（见C节）。虽然这里所用的系统辩证法有时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方法有明显偏离，但我还是继承了他们的科学传统，并从这些作者身上获益良多。

在这个传统中，我也感谢一些在世的作家。首先是迈克尔·威廉姆斯（Michael Williams），我和他一起写了我第一本全面的系统辩证法作品：《价值形式和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积累趋势与经济政策的决定》（1989）。虽然本书的内容经常与我们的合作著作有实质性的偏差，但这两部作品的方法论和系统结构有许多共同之处。事后看来，我认为这部合著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成就，因为据我所知，这是马克思《资本论》以来政治经济学领域第一部全面的有关系统辩证法的著作。[3]

此外，我还非常感谢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讨会（ISMT）[4]的成员。这个小团体中的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从1991年到2014年每年夏季都会举行一次会议，深入讨论彼此关于马克思及此后发展的著作——特别聚焦于他的方法，尤其是该方法与黑格尔在根源上的（受到不同评判的）关系。本书从这些讨论中受益匪浅。

作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继承，我从2007年至2015年在荷兰议会参议院为社会党服务的学术和政治经验帮助了我（特别是在第二篇）。我特别了解和体验到，首先，国家对“普遍利益”的看法（通常是含蓄的）如何与资本主义系统的“无可置疑”的存在相联系（第6章）；第二，可行的税率是国家行为/不作为（(non-)doing of the state）长期关注的问题（第7章）；第三，当银行业动摇时，在多大程度上国家和资本主义系统就会动摇（第7章和第9章）；第四，国家如何试图通过将最具冲突性的问题委托给国家的半独立或准独立机构，以避免冲突（第7-9章，同上）；第五，为什么立法和其他调节不可避免地会增加规模，尤其是为什么它变得更加复杂（第10章）。我在这八年间，与三位不同的财政部长、三位不同的税务国务秘书以及财政和经济事务发言人进行了辩论，总的来说，这本书的第二篇从这些辩论中受益匪浅。

C 系统辩证法：方法论导论

通过教授这本书的经验，我了解到，从一个全面的方法论的叙述开始是不太有启发性的。然而，在吸收书中的内容的同时，至少让读者对方法有个大致的了解是有帮助的。因此，在方法论方面，我分三个阶段进行。首先，在这篇导言中，我提出了一些关于系统辩证法方法的一般概念。其次，在各个章节的内容有需要的许多地方详细介绍了该方法。因此，当我第一次介绍“趋势”时，我详述了“趋势”的方法论概念。在书的末尾有一个一般的方法论附录，是第三个也是最全面的论述，它提出了系统辩证法的一个相互联系的大纲。对大多数读者来说，最好最后阅读附录。但是，对于那些希望在前面扩展方法论信息的读者，我推荐阅读附录中的章节A§1、A§2等。

虽然这篇总导言中，我概述了系统辩证法，因此将使用一些辩证的术语，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试图将这些术语减少到最低限度。不过，对于第1章和第6章，较多的术语还是不可避免的。

本书末尾包含了特定领域术语的词汇表（关于方法和内容）。

C§1主流方法的局限性

我在本书中采用的系统辩证法适合于将一个系统或有结构的总体理论化。对于社会系统知识的综合来说，这是一种适当的科学方法（这是下面几节的主题）。然而，人们必须有充分的理由才能偏离常见的或流行的研究方法，因此，首先概述一下主流方法的局限性是有益的。

许多主流科学自豪地把它的努力放在“分析”上，而系统辩证法是通过“综合”进行的。下面提出这些术语的简要描述就足够了。分析：通过将整体划分为要素，或解构初始知识来考察。综合：把知识联系起来、集合起来或统一起来；通过指出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把纷繁多样的概念组合成一个整体。

目前主流的方法一般都是建立在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哲学传统之上的。他们的目的是描述和解释现存制度的外在表现。尽管在经济学中，所说的方法通常是经验实证主义，但实践上，通常是理性实证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以数学公理为原型的公理实证主义[5]。

现代实证主义传统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早期弗朗西斯·培根和勒内·笛卡尔的著作。这一传统的核心是笛卡尔提出的“主客二元”（subject–object dualism）或思想与存在之间的划分。这种划分产生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主要的方法论-哲学框架。（关于客体-主体二元论，我还使用了实体（entity）和话语（discourse）这一对现代概念）。

这两个框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处于彼此的二元对立（分化）当中。各种现象被不同地还原到这一极或那一极（还原论）。在主流经济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例子：

• 公理分析进路（如许多微观经济学的模型）；

• 实证分析进路（如许多宏观经济学模型，尤其是国家研究局和中央银行应用的模型）。

在我看来，这些模型的第一个主要缺陷是与结构和系统的概念格格不入，或者干脆将其忽略。通常这些模型是从局部问题出发并展开的（当目标是从某个特定的角度解决一个局部问题时，这是没有问题的）[6]。将自己限制在局部领域之中所产生的困难，是通过采纳有关“世界其他地区”的各种假设来“解决”的，尤其是其他条件不变的假设。学习这些模型的学生（应该）知道这些假设有多重要，他们依据漫画式方法（想想经济学中典型的“理性行为”进路）来处理手头的问题，以及他们知道这些假设通常如何导致世界其他地区的漫画化。

第一个局限性与另外两个局限性相关。第二个局限性是，模型实际上是一组复杂的定义[7]。这对于分析和解决局部问题确实有用。然而，设定固定的定义会抑制概念的发展，从而阻碍以概念变化为核心的整体的科学发展。

这两个局限在本质上是认识论的（epistemological）。第三个局限性涉及主流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所走的特定道路，它倾向于从个人行为的角度构建模型。这就是所谓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严格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者否认“社会结构”和“社会力量”的存在，这使得“市场力量”、“市场结构”或“资本主义系统”（正统经济学中的常见术语）的提法变得相当难以理解。对于那些不否认结构存在的人来说，方法论个人主义是一种自我强加的限制——我们如何从个人行为上升到这些结构，这一点都不清楚（至少不是以一种有理论依据的方式）。

比“方法论个人主义”本身更深远的是它与“本体论个人主义”思想的结合。也就是说，社会结构被认为是完全由个人行为决定的，而不是由另一种方式决定的（“本体论结构主义”），或者是由个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某种相互依存或辩证的联系所决定的。[8]

上述局限性并不是不认真对待主流科学或完全忽视其结果的充分理由；关键是，任何方法都受到其自身或内部制约的限制，当审视研究结果时必须清楚地理解并牢记这些局限性。系统辩证法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有一定的作用。一般来说，把主流方法论的成果纳入辩证法是可能的，但相反方向的运动并不能直接实现。（第14章的A§3节阐述了系统辩证法如何利用主流经济学的成就）。

C§2 “系统”

至此我提到了资本主义的“系统”。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吗？或者说，它是一个由相互依存的组成部分所组成的自我再生产的整体吗？如果我们不满足于新闻工作和历史叙述——毫无疑问，这些都是有价值的活动——那么，要使科学和科学解释成为一种可理解的活动，就必须假定我们所研究的对象（constellation）既有系统性，又在原则上是可理解的[9]。因此，我们将假定一些结构化的总体。

“系统辩证法”是指对这种系统进行辩证研究和叙述的方法。

C§3前提（presumption）和预设（pre-supposition）(与假设（assumption）相反)

SD不仅避免定义（第14章A§6），也避免假设。然而，本书叙述采用了三个“前提”。第一，一种由文化决定的语言（在我们的例子中尤其是“英语”）。紧接着就是知识型[10]。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意识到它，但任何科学努力都无法摆脱这一影响深远的前提。（有时人们认为数学可以。然而，数学至少需要从文化语言到数学的“初始翻译”）。第二，假定我们的考察对象存在。在我们的例子中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从经验上看，经合组织国家以及所有其他具有类似结构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的典范，而不论它们以人均GDP和国家支出表示的发展水平差异。第三，假定研究对象具有系统性（A§2以上）。这是对研究对象进行任何科学研究而非单纯描述的先决条件。

除了这三个前提之外，我还在第1-3章和第6-8章中采用了“预设”。我之所以采用它们，只是因为“系统”的所有构成要素不可能同时呈现。我用“预设”（而非“假设”）来表明这些它们的临时地位。（模型方法的许多“假设”则具有永久地位。）因此，在辩证叙述的过程中，我引入的要素（entity）在其引入阶段并不是或不完全是“有根据的”。（例如，当我在第1章中引入“货币”时，第2章银行对货币的创造已预设了）。系统辩证法的预设与标准建模方法的假设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系统辩证法的预设必须始终植根于叙述之中——在所有与对象领域相关的规定都内生地得到规定，即不再需要任何预设（或假设），并且所有先前（临时性的）预设实际上都已消除之后，SD叙述才算完成。在本书的主要系统文本中，我从未使用过假设——如果我没搞错的话（在“说明”中，我有时使用假设，只是为了简化例子）。

在建模方法中，当取消某些假设时，先前（基于被取消的假设）的陈述可能不再成立。而预设则不同。在每个层次上（例如在第1章或第2章的叙述层次上）提出的所有陈述都被认为是正确的，当我们读到第5章或第11章时，这些陈述仍然是正确的。

上文关于预设的所有叙述都适用于我们在此研究的对象领域（“资本主义”-A§2）。虽然资本主义不可能存在于虚空中，但一本关于资本主义系统的书不适合从对自然科学实体的叙述开始（即使我能这样做）。

C§4系统辩证叙述（exposition）[A§10-A§14]

系统辩证法考察特定社会经济系统的格局，如资本主义，而不是它的历史发生（另见附录历史辩证法）。系统辩证法（以下简写为SD）可与其他科学方法相比较，因为它谋求可靠地认识可以认识的事物的方法。然而，系统辩证法不同于大多数其他方法，它声称这些知识的可靠性的关键在于有关某个对象总体性的所有相关知识的相互联系。系统辩证法对任何局部知识（包括模型构建）持怀疑态度，尽管它没有先验地否定这一知识（C§1）[a§3，a§8]。然而，更广泛的视角可以显示出局部知识的局限性或虚假性。

系统辩证法与所有其他方法的第二个主要区别是使用该方法获得相关知识的相互联系的路径。使用金字塔的比喻，如图1所示，将有助于描述该方法。

图1 系统辩证叙述

在寻求把握一个系统的对象总体性（资本主义）时，首先需要一个能把握整个系统本质的概念。这个起点在图中用“α”表示。（参考“商品化”之于马克思《资本论》，和“分化”之于本书）。我们将在第一章中看到，一旦提出，这样一个无所不包的出发点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它本应如此。然而，我从马克思的思想斗争和我自己的思想斗争中知道，找到适当起点的思想过程远非简单。

下一层级用β₁…β_n表示，阐述了起点存在的相互关联的条件。这些层次被称为“环节”（moments）。更具体地说，从出发点开始，SD论述必须提出一个环节存在的临近条件（proximate condition），即环节存在所必需的直接条件(immediate requirement)。如果这个建立根据的环节（grounding moment）不能孤立地存在（exist in isolation）（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它是非内生的），那么这个环节需要新的近似的建立根据的环节。例如，弥合“分化”的第一个必要环节是货币和产品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 of goods）、劳动力和生产过程（第1章）。货币以银行的存在为条件（第2章）。SD研究的大部分内容在于确定这些因素的临近顺序。（在这种情况下：不是在货币引入后立即引入银行，而是“预设”了它们并延迟它们的引入）。[11]

两个或更多环节的联系具有综合特征，我们越往金字塔下走，就越达到综合。存在的必要条件——以及它们自身的存在的必要条件——是一个主要的方法论原理。这确保我们得到有关资本主义系统相互联系的总体性的叙述。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必须避免假设，因为假设会为漏洞开辟道路。

对于总导言，我不需要对金字塔的最后一层说太多：具体表现（concrete manifestation, γ）。这部分描述可以被推迟到相关章节。在这里，我只需说明表现形式与前文论述的内涵有关，最终是对前面论述的（或几个）线索的综合。

沿着论述的过程（从起点到表现形式），我们每一次都会扩展对资本主义系统的理解。最后，这将适合于充分理解其出现在经验现实中的本质性运作。

图2按整本书的每一章显示了这一过程（章节编号放在该图的金字塔内）。

图2 各章的系统辩证叙述

两种阅读策略

如图2所示。读者可以按章节顺序（1-11）阅读这本书。按照这个顺序，也许最容易消化。然而，文本的写作方法也使读者可以选择“之”字形阅读顺序，也就是说，按章节顺序1、6、2、7等阅读。从方法的角度看，第1章基本以第2章和第6章为依据，以此类推。

本书的经验领域

当不仅贸易，而且（以劳动市场为前提的）生产过程被货币和利润所支配时，成熟的资本主义就出现了。这一现象发生在1800年前后的英国和法国。当资本主义生产在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时，我将其归类为“资本主义”（当上下文需要时，我使用“成熟的资本主义”一词）。

1961年，当时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松散地组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简称OECD）。当时，经合组织有20个成员国；截至2016年，我使用这个词时，它有35个成员国[12]。当我使用“资本主义系统”这个词语，我想到的是这些国家的制度经济结构和国家结构，以及其他所有结构类似的国家的制度经济结构和国家结构，而不考虑它们在人均GDP和国家支出方面的发展水平。这就是本书的经验领域（即图2的起点和终点）。

在第二篇的各个章节中，我将援用这些国家的经验数据的平均值。第一篇——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描绘，好像没有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没有援用明确的经验数据。然而，没有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就不可能存在。[13]

C§5 系统秩序与历史秩序

人类的实际历史通过以前的生产方式（如封建主义）衰落到现在的形式，决定了当前资本主义系统的格局。然而，特定要素、制度或过程的历史发生（及其顺序）可能与其“系统重要性”无关。例如，商品市场先于劳动力市场发展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就资本主义系统的运作而言，商品市场比劳动力市场更重要——两者都绝对必要。商品形式的货币（如黄金）的发展早于“银行账户货币”，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货币的系统处理应从商品货币开始或非要提及它。本书的系统顺序与历史顺序无关。（当然，历史是非常重要的。然而，系统辩证法不是历史科学。因此，历史辩证法——如黑格尔或马克思的方法——与他们或我的系统辩证法几乎没有关系。[14]

但是，必须区分跨历史必然性（普遍性）和系统必然性（一般性）。例如，一种跨历史必然性是，为了生存我们需要食物和住所。所有的跨历史必然性也是系统必然性，但并非所有的系统必然性都是跨历史必然性。例如，货币是资本主义系统的必然性，但货币不是跨历史的必然性。为了保持这一关键的区别，当使用“必然性”一词时，它总是指“系统必然性”，要使用“跨历史必然性”时，该词以全称出现。

C§6内在批判

通过系统辩证法的方法，产生了另一个源于马克思的方法论原则，即“内在批判”的原则。内在批判（简称critique）有别于“外部批评”（简称criticism）。批评采用一种规范性的外部标准（external criterion）（无论是伦理的、审美的或方法论的）来评估社会或诸如艺术品和科学贡献之类的社会产品。批判的方法是根据研究对象本身的规范和标准来评价社会和社会生产。[15]

因此，本书旨在从自身的逻辑、规范和标准来展示资本主义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从自身内部展示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评价或评估。首先，用自己的规范和标准来描述资本主义系统，并不意味着对这些规范和标准及其结果的描述（例如，利润驱动的工人失业）必须是“玫瑰色的”。第二，当资本主义系统的规范和标准被纳入其内在的逻辑结论时，我们可以发现可能存在的不一致和矛盾——就像资本主义企业赞美“市场竞争”，同时又追求消除竞争对手，确保垄断地位。内在批判使这种不一致变得明确。

D关于数学和读者的附注

本书是为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地理学、社会学和这些学科的哲学）的学者和高年级学生编写的。为了让不同背景的人们都能理解，我尽量少用数学。公式通常用作简要的表达（如A+B=C）。我也使用简单的比率（X=Y/Z）。我回避了微积分，而是将数量变化的表示限制为简单的符号，例如x↓（减少）、x↑（增加）或x′↑（x增长的增加）。当我引入一个函数关系（X取决于Y），我就从Y→X开始。

E本书格式和书内引用

系统辩证法需要一个系统的格式。这本书的两篇阐述了经济和国家的两个“平行”轴（图2）。各篇又分为三个层次，这些层次也与不同的概念层次或阶段有关：章、节和目。

•各篇分为章（Chapters）（所有章连续编号为1至11）。

•这些章进一步分为节（Divisions）。

•节是各种概念层次的主要结构。

•书内引用第1章第1节时，缩写为1D1，以此类推。

•各节被划分为目（Sections）（在每章中连续编号）。

•目是主要的文本，只有目包含系统的论点（这些文本已经被阴影标记）。

•书内引用第1章第1目（§1）时，缩写为1§1。

为了使各目的系统论点保持简洁，各目正文后面通常是可根据需要阅读的解释性或扩展性文本。后者有三种类型：

• 说明（Explications）。旨在为不同的读者澄清各目内容。这些说明是对系统性论点的扩展，通常使用最少的术语和较松散的风格。有时，如果流行的主流观点是不适当的，说明也会开展一些分析。说明也可能指涉后续的章节。必要的时候，这些说明也会对辩证法进行扩展（这一点应该从解释的简短标题中可以看出）。原则上，如果正文足够清晰或对读者没有争议，可以跳过“说明”。

• 详述（Amplifications）。这些在各目展开，尽管是以旁白的形式出现的。读者可以跳过它们，而不会失去系统论证的线索。

• 补论（Addenda）。详述了论点的细节或指明文献的出处。补论是为专家准备的，非专业人士可以跳过。

• 说明、详述和补论按节的顺序编号为a、b、c等。第1章第1节（§1）的说明（a）在书内的引用将写作1§1-a——同样的编号系统也适用于详述和补论。

在大多数章节中，主要章节的系统论述占总篇幅的50%左右，其余50%是说明、详述和补论。

附录 关于历史辩证法的注解：“历史唯物主义”

系统辩证法是与研究资本主义等特定社会经济系统有关的辩证法。这应与历史辩证法明确区分开来，历史辩证法的目的是理解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这些系统之间的过渡。因此，历史辩证法考察的是社会经济制度之间的历时发展，而系统辩证法则是以共时的方式考察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系统。[16]

学生最常见的是通过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来认识辩证法。无论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功绩如何，如果只关注他们这方面的工作，对他们的主要辩证法工作是不公正的。黑格尔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系统辩证法的研究，在他生命的最后，发表了五篇关于历史辩证法的系列演讲[17]。他并没有出版这些材料，而是他的学生们将这些讲演的笔记遗稿出版。而马克思则是以发展历史辩证法开始他的科学工作的，但他发表的这些著作很少。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通常称为“历史唯物主义”，虽然这个标签不是马克思的）的鼻祖。以下是一个简单的总结[18]。

在分析的和制度的意义上，任何社会都可以看作是多个领域的集合——政治和法律、文化（包括教育）和经济。对马克思来说，经济领域占据中心地位——生产是中心，但与所有其他领域有着辩证的相互作用。它并不像有时所断言的那样，假定了一种决定论的或单一因果关系的作用（这种解释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特别普遍）[19]。更精确地讲，“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在整个社会（整个“社会形态”，如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中起着核心作用[20]。也就是说，“上层建筑”——司法政治和文化领域——发生了什么，很大程度上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当生产关系在一定阶段成为生产力的桎梏时，社会革命就导致了社会的变革，使（社会）产权关系的形式重新塑造，以适应生产力新发展起来的（或更准确地说是“发展中的”）特性。这种模式对于理解结构之间的变化，特别是不平衡发展的动力，特别具有重要意义。“宏大”的历史可以从革命转型的角度来看待，即将社会关系“重构”为与生产力更加“适合”的形式。

马克思在25岁到30岁之间发展了这些思想，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思想。从那一年起，马克思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的代表作《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系统辩证叙述。此外，即使提到在资本主义内部有一些（主要是预测性的（speculative））过渡性要素，过渡也不是系统辩证叙述这一工作的重点。

致谢

许多人以某种形式促成了这本书。在“学术传承”的标题下，我已经提到了迈克尔·威廉姆斯，我早期系统辩证研究的合著者，以及ISMT的成员克里斯托弗·阿瑟、里卡多·贝勒福、安德鲁·布朗、玛塔·坎贝尔、古格里尔莫·卡尔切蒂、罗伯托·芬斯基、小保罗·马蒂克、弗雷德·莫斯利，帕特里克·穆雷，托尼·史密斯，基铎·斯塔罗斯塔和尼古拉·泰勒。在ISMT成员中我特别感谢里卡多·贝勒福，他向我介绍了“货币循环理论”（monetary circuit theory），并感谢克里斯托弗·阿瑟、帕特里克·穆雷和托尼·史密斯，他们不断加强了我对系统辩证法和价值形式理论这一长期共享的旨趣的投入。

我要进一步感谢在不同阶段对本书各章草稿发表意见的人士：德克·达姆斯马（Dirk Damsma）、里卡多·贝勒福、赫尔曼·范·甘斯特伦（Herman van Gunsteren）、穆拉特·科坦（Murat Kotan）、彼得·托马斯（Peter Thomas）、托尼·史密斯、波·蒂奥（Boe Thio）、扬·托普罗夫斯基（Jan Toporowski）和维尼南德·范·德·沃德（Wijnand van der Woude）。这里也包括我在阿姆斯特丹大学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学生，我拿本书草稿在他们身上做了试验。

这本书倒数第二个版本的全部或大部分内容得到了克里斯托弗·阿瑟、德克·达姆斯马、托尼·史密斯和波·蒂奥的评论，对此我深表感谢。托尼·史密斯给我发了30页重要的评论，他把我从第11章的一个重大错误中救了出来。我很幸运地与波·蒂奥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讨论，他使我避免了在第一章最后一部分阐述生产时犯下重大错误。我也很感谢出版商对我的评价。

没有这些人的投入和帮助，这本书就不会是现在的样子。

以上是本书的学术内容。英语不是我的母语，我非常感谢西蒙·穆塞尔（Simmon Mussell）对我英语的润色。对于这本书的材料制作和出版，我感谢丹尼·海沃德（Danny Hayward）（历史唯物主义系列丛书的经理）以及布里尔出版公司的工作人员詹妮弗·奥巴丹（Jennifer Obdam）和黛比·德·维特（Debbie de Wit），特别感谢后者在调整通常的布里尔字体以适应本书特殊格式要求方面的巨大帮助。最后，我要感谢布里尔公司不知名的出版工人使这本书得以面世。

[1] “剩余价值”和利润存在区别，但本导言将忽略它。简言之，剩余价值的生产包括任何利息等价物的生产。

[2] 此外：“国家”一词是指“中央国家”。就完全管辖权而言，有些中央国家是由（我称之为）“附属国”的联盟或联邦组成的。

[3] 1984年迈克尔·埃尔德雷德（Michael Eldred）出版了一部关于经济竞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运用系统辩证法的著作。他与克莱伯（Kleiber）、韩龙（Hanlon）和罗特（Roth）一起开展了另一个更广泛的研究，可惜在1982-85年他们关于价值形式理论的论文发表后停滞了。

[4] 这个团体通常包含8至10名成员：克里斯托弗·阿瑟（Christopher Arthur），玛塔·坎贝尔（Martha Campbell），弗雷德·莫斯利（Fred Mosley），帕特里克·穆雷（Patrick Murray），吉尔特·罗腾（Geert Reuten），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以上为1991年至今；古格里尔莫·卡尔切蒂（Guglielmo Carchedi，1991-93在内），小保罗·马蒂克（Paul Mattick Jr.，1991-2000在内），里卡多·贝勒福（Riccardo Bellofiore，1996年至今）、尼古拉·泰勒（Nicola Taylor，2001-03年在内）、罗伯托·芬斯基（Roberto Fineschi，2004年至今）、安德鲁·布朗（Andrew Brown，2006年至今）和基铎·斯塔罗斯塔（Guido Starosta，2009年至今）。1993年至2015年间，在ISMT会议之后出版了九本书（包括中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译本）。

[5] 经验主义认为感性经验是知识的源泉。理性主义强调理性在理解现象中的作用。参见罗腾（Reuten 1996, 尤其是pp. 40-1）。

[6] 将失业问题归结为个人特征（有时这可能是具体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将失业问题与社会上某一阶层对生产资料（属于企业）的控制、该阶层的激励结构等联系起来，这就是将问题归结为局部问题的一个简单例子。将失业等问题与其他问题和一般结构联系起来的努力，提出了“相互联系”的假设。考虑到稍后要介绍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补充一点，即把问题归结为个人特征的这种（常见的）做法显然使研究者不必考虑相互关联的结构。请注意，我并不是说所有问题都可以用相互关联的结构来表述，也不是说所有问题都必须用这些结构来理解或解决。

[7] 参见豪斯曼（Hauseman, 1992, pp.75-82）。

[8] 后者可参见霍利斯（Hollis, 1994），也参见罗腾（Reuten, 2003c, ch.10）。

[9] 在本书中，“格局”（constellation）一词有如下含义：相互关联的组织单位和/或相互关联的过程和/或结构（通常称为构型（configuration））。该词也可指普通语言中所谓的“子系统”（subsystem）（如“银行系统”）。出于方法论的原因，有时也出于文体的原因，当我想避免使用“系统”一词时，通常会使用该词。

[10] 福柯（在其《词与物》中）使用知识型（épistème）来指认一段长时期内（设想与“现代”对比的中世纪）用以支撑生产和科学知识生产的可能性的“无意识”心理结构。相比库恩的范式概念，一种知识型影响更为深远且不可避免。

[11] 熟悉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读者可以回忆，他在第1卷第1章引入货币，但到了第3卷第22章才系统性地讨论银行。

[12] 1961：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希腊、冰岛、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美国（20个）。

1964：日本。1970前后：澳大利亚、芬兰、新西兰（24个）。

1994-96：捷克共和国、匈牙利、韩国、墨西哥、波兰（29）。

[13] 严格地说，第一篇的论述先于第二篇，因此我可以在第一篇中介绍经验数据。但我没有这样做，因为这需要持续的阐释。

[14]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发明了一种历史辩证法——也就是说，用来研究历史——以及一种系统的辩证法——也就是说，用来研究历史中的一个阶段，一个特定的系统。这些辩证法是非常不同的。由于历史辩证法相对容易解释，大众对辩证法的描述往往局限于历史辩证法，而忽视了系统辩证法。例如，马克思在30岁（1848年《共产党宣言》出版）之前一直运用历史辩证法。在他的余生中，他一直致力于资本主义系统的系统辩证法研究。（见Reuten 2003a）。历史辩证法与系统辩证法的简明比较见穆雷（Murray, 2003, pp.150–8）。

[15] 罗腾简要论述了这一点（Reuten, 2003a, pp.152-153）。

[16] 参见穆雷（Murray, 2003,p.156）。穆勒的文章简要说明了这两种辩证法的区分，尤其参见第150-158页。

[17] 参见黑格尔（Hegel,1984[1837]）。

[18] 下文大部分段落都摘选自罗腾（Reuten, 2003a, p.152）。

[19] 这段时期内的一个批判性评估可参见雅库波夫斯基（Jakubowski, 1976[1936]）。

[20] “生产力”是劳动和生产资料——包括技术（技术又包括组织形式）——的统一（结合），这是以宏大的、划时代的术语来理解的。“生产关系”是指在社会生产、交换和分配物质财富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物质关系，包括从事实际劳动的社会阶级与有能力依靠前者生产的剩余生活的阶级之间的关系，后者通常通过占有被剥削阶级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