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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拉沃丨部分主流学者公开宣布放弃西方主流经济学
时间:2021-11-28 02:31:01    来源:《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基础》    作者:马克·拉沃    浏览量:380

马克·拉沃丨部分主流学者公开宣布放弃西方主流经济学


1.1.1全球金融危机

全球金融危机将经济学家们从梦中惊醒。这原本应该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以及整个东亚遭遇严重金融危机之际,但是对于这些遥远国家所经历的困难,几乎没有多少经济学家给予过多关注。2006年夏天,在美国的房地产价格由升转降之际,全球金融危机就已开始。但实际上,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一地区性现象会引发世界危机。出乎意料并且反映了全球化的重要性的地方在于,当2007年初欧洲银行开始对其在美国金融市场的投资表露出忧虑之态时,欧洲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呈现出了金融紧张的初步迹象。2007年夏爆发了一场小型金融风波,尽管资产担保商业票据的发行商遇到了麻烦,但是大多数人都坚信中央银行会起作用从而缓解局势。

这类幻觉持续至20089月,此时政府担保的房地美和房利美急需救助,华尔街银行接连陷落,华盛顿互惠银行和美联行这两家大银行不得不合并,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以及囊括冰岛和爱尔兰银行系统在内的欧洲银行均不得不接受政府救助。这在美国政府任由华尔街银行雷曼兄弟破产之际达到极致,并向整个银行界传递了令人沮丧的信号。随着常用融资渠道被切断,公司票据市场崩溃;由于银行难以向新旧客户提供信贷额度,房地产部门陷入困境;甚至通用汽车公司都需要美国和加拿大政府的救助。经济衰退是由轻率鲁莽的银行家和不能胜任或者说充满欺诈的信贷评级机构所引起的。随着税收减少,并且一些国家试图通过刺激性计划对抗经济下滑,这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却导致了巨额政府赤字。

诸如此类的麻烦并未结束。200912月底,人们发现欧元区一个小国——希腊——的经济状况特别糟糕,并且官方统计还隐瞒了部分债务。人们开始担心希腊的偿债能力。投资者意识到欧元区存在一项专为不发生金融危机的世界所制订的特殊设计。即同其他中央银行相比,欧洲中央银行(ECB)并不能按照通常手段购买政府债券。这加剧了投资者对(部分)欧元区国家偿债能力的恐慌。由于不到最后关头,欧洲中央银行都拒绝干预并购买主权债券(sovereignbonds),以至于这类情绪从希腊向其他国家(爱尔兰、西班牙和意大利)蔓延,并引发了主权债务危机(sovereigndebtscrisis)。由于主权债务违约可能对持有主权债券的银行产生影响,并且所有欧洲国家都在推行财政紧缩政策,因此在本书写作之际,尚且看不出这场全球骚乱将于何时何地结束;一些经济学家预测恐怕“祸不单行”(perfectstorm)。

大体而言,经济学家对金融危机有三种看法。第一种看法,也就是持中的看法,认为现存的主流理论没什么问题,只是需要略微调整和改进,纳入之前所忽略的那些能够解释危机为何无法预测的因素即可。第二种看法缘自新奥地利学派(neo- Austrian)和新古典主义者(new-classicalauthors)或者那些被保罗·克鲁格曼称为淡水学派[1]fresh-watereconomist)的人。他们认为危机缘自误导性的管制、糟糕的政府干预、中央银行欠考虑的决策、不健全的政府预算以及中国对汇率的操纵。第三种看法认为当前的制度、管制和经济政策建立在错误的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因此必须摒弃这类经济学理论。当然,最后一种看法一直为异端学者,尤其是后凯恩斯主义学者所信奉。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也转变了他们的看法,并对主流经济学理论展开了批判。

1.1.2部分主流学者公开宣布放弃主流经济学

部分主流学者公开宣布放弃主流经济学的事例中最令人惊喜的可能来自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Posner)。他是一名法官,同时也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资深教授。波斯纳曾经是自由市场和米尔顿·弗里德曼意识形态的坚定支持者。在《资本主义的失败》(Posner2009a)一书中,波斯纳认为去管制化已经做得太过火,金融市场需要严加控制,因为同其他工业部门相比,银行部门具有它们所不具备的系统性意义。随后,波斯纳在《我是怎么变成凯恩斯主义者》一文中,进一步提出,“自20089月以来,我们就发现当代经济学家对经济运行一无所知”(Posner, 2009b)。波斯纳认为,尽管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有其过时之处,但它是理解危机的最好指南,因为“凯恩斯竭力探索以务实的方式进行决策,而不是像一些经济学家那样无限假定人们以相当接近成本收益分析的方式进行决策”。阿克洛夫和席勒(Akerlof&Shiller2009p.268)有着与波斯纳非常接近的观点,认为主流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明显违反事实的人类行为假设极其荒谬,他们提出,“为了厘清宏观经济学并赋予其科学性,主流宏观经济学家以重点考察在人类仅有经济动机且完全理性的假设下经济将如何运行的方式,构建了一套研究话语”。凯恩斯的传记作家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Skidelsky2009p.x)断言,理解经济学最好不要成为一名专业经济学家,这样做的优势在于“不至于被洗脑得像大多数经济学家那样看待世界:我一直认为他们对人类行为的假设极其狭隘”。

诸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这样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而今已成为主流经济学毫不留情的批判者。他们批评了主流经济学的假设,以及主流经济学家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基础知识的一无所知,甚至最著名的新古典主义者都在重提凯恩斯之前的理论以反对刺激政策的合法性。对主流经济学最生硬粗暴的控诉当属威勒·比特(WillemBuiter),他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曾经也是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一员。在下面这段很长的引文中,比特质疑了过去30年中宏观经济学狂热的有用性。事实上,他希望我们可以回到像托宾这样的老凯恩斯主义者,或者像明斯基这样的后凯恩斯主义者,又或者是像席勒、阿克洛夫和斯蒂格利茨这样具有独创性的学者那里,因为他们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关切与后凯恩斯主义者非常相近。

实际上在过去30多年间,盎格鲁-美国大学研究生所接受的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训练已显陈旧,它会使我们对总量经济行为的认真观察和对经济政策的理解倒退了几十年。无论是对个人而言,还是对社会而言,这都是对时间和资源的严重浪费。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多数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创新——罗伯特·卢卡斯(RobertE.Lucas)、爱德华·普雷斯科特(Jr., EdwardPrescott)、托马斯·萨金特(ThomasSargent)、罗伯特·巴罗(RobertBarro)等新古典理性预期革命和迈克尔·伍德福特(MichaelWoodford)等构建的新凯恩斯主义——不过是自我指涉,顶多算自娱自乐。其研究动机缘自既有计划的内部逻辑、知识沉没资本和美学困惑,而非出于理解现实经济运行机制的强烈欲望,更别提理解危机及金融不稳定时期的经济运行机制了……

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总量宏观经济学)都坚持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markethypothesis ,EMH)。这一假说认为资产价格可以加总并完全反映所有相关的基本信息,因此提供了资源配置的恰当信号。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以及2007年之前,有效市场假说在很多关键资产市场的失败对那些认知没有被当代盎格鲁-美国博士研究生教育所扭曲的人来说几乎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大多数业内人士依然坚信有效市场假说,尽管始终存在一些有影响的另类主张,诸如詹姆斯·托宾(JamesTobin)、罗伯特·席勒(RobertSchiller)、乔治·阿克洛夫(GeorgeAkerlof)、海曼·明斯基(HymanMinsky)、约瑟夫·斯蒂格利(JosephStiglitz)以及行为主义金融分析法。(Buiter2009


1.1.3转向后凯恩斯主义替代性理论的必要性


实际上,到处都是对于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家的不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经发起一项调查以探究为何他们的建议在相当多的国家导致了灾难性后果,最后他们发现错误正在于经济学家所捍卫的理论。政府和中央银行也始终对职业经济学家的建议持谨慎态度。大型投资基金的经理因为金融危机的切肤之痛,开始寻找经济学的替代性理论。学生,尤其是那些于2000年在法国发起经济学国际改革运动,接着于2013年又发起经济学多元主义运动(PEPS-économie)的学生,早就抱怨他们正在被经济学教授洗脑,因为这些教授只提供一种经济学,而没有告诉学生还存在其他理论。他们进一步抱怨经济学全是在强调技术和形式,与实际的经济运行近乎无关(Fullbrook2003)。200811月,甚至英格兰女王也在抱怨没有人能够预测全球金融危机(Earl2010)。英国主流经济学家耗时超过一年半的时间才给了女王一个回复,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他们缺乏想象力所致。

我们认为,虽然对于经济学家而言预测极为困难,但是由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霸权,人们采纳糟糕建议的危险大为增加,也就是说,全世界的经济学系已被一元化的经济学理论所垄断。这与高校其他学科的发展状况,比如社会学或心理学,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些学科中,相异的观点也会得到尊重,并且出现在大学教科书中。在经济学系,异见者或者至少是某种类型的异见者却遭到镇压。然而,异见者对于一个有活力的学术环境而言必不可少。不过,异见者本人也必须超越批判主义,提出积极的替代性方案,这是本书的主要目的。

危机本身清楚地表明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如此糟糕建议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一定包含着严重错误,事实上,几年前在华盛顿共识失败之后,我们就需要这种说明了。正如2009年,以保守主义著称的《金融时报》也坦承,“信用危机已摧毁人们对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信念”。然而,面对这些失败,作为经济学家,我们有责任发展出替代性的经济学体系,并且这类工作应该有很可观的社会效益。我们有责任坚持并发展异端经济学传统,并质疑自由市场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在本书中,我希望更多地强调经济学中的“后凯恩斯主义”传统。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可以被划分成若干流派。就目前而言,我们初步判定上述传统缘自凯恩斯的激进的后继者们(因此有了“后凯恩斯主义”这一术语)对一些影响深远的理念的拓展和归纳。这最先萌芽于凯恩斯工作的剑桥大学。随着诸如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Kaldor)和琼·罗宾逊(JoanRobinson)等学者声名鹊起,这类颇具创意的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展露。当然,剑桥大学还有诸如理查德·卡恩(RichardKahn)、皮埃罗·斯拉法(PieroSraffa)和莫里斯·多布(MauriceDobb)这些非常著名的异端经济学家。其后的一代学者,包括路易吉·帕西内蒂(LuigiPasinetti)、杰弗里·哈考特(GeoffreyHarcourt)和韦恩·戈德利(WynneGodley),尽管他们有其独到之处,不过也与剑桥大学后凯恩斯主义激进传统相关。非剑桥大学的学者也对此做出了贡献,尤其是波兰经济学家米哈尔·卡莱茨基(MichalKalecki)。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一些美国经济学家也以特有的方式做出了贡献,并推动了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化。如今在全世界都可以找到对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所贡献的学者,其中,有些学者可能与其他学派有着联系,比如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KennethGalbraith)就经常被视为激进制度主义者。

 



[1]淡水学派即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因为其主要成员来自芝加哥大学、卡内基美隆大学、罗彻斯特大学、明尼苏达大学,而这些大学皆靠近五大湖区,所以被称为淡水学派。——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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